从字形上看，隶书有明显的“扁”形。对于这个特点，刘志基《汉字体态论》有详细的论述，今移录如下：

　　隶变，作为汉字体态演变系列中彻底改变物象描摹特征的一个环节，无疑造成了汉字体态的根本性变化。毫无疑问，这一变化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而人们通常只是关注由隶变带来的汉字造字表词理据的迷失，而对隶书体态特征的形成并不十分留意。至少从字形演化分析的角度来看，这种疏忽不能不造成重大缺憾。故弥补这种疏漏，便成为我们讨论的焦点。

　　尽管隶变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但这种变化施于汉字体态的最终影响，却只充分体现在隶书的成熟形态——八分之中。八分书既以其横平竖直的笔画抽象组构与“画成其物，随体诘诎”的古文字划分泾渭，又以其横展纵压强调波掠之势与楷书形成对比，无疑在汉字体态演化的历史上形成特殊风貌。当然，撇开具象与抽象的差异不论，“八分”体态的最基本特征可谓横展，无论其笔画形式还是“八分”之名，都与这一基本特征相联系。而这一特征，有充分的理由令人们惊诧莫名。汉字的构形单位，以取纵势为最自然。纵势的自然，与造字时代人们的思维取向相联系，故在甲、金古文字中已成常规，由此发轫，横多竖少又成为汉字构字超越字体及书体的定则。横多竖少的定则，当然也同样制约着隶书，然而“八分”又为什么能够顽固地呈示其横展之势呢？此前似乎很少有人对此作出解释，而难得的有关说解又显得漫不经心，很难令人置信。我们以为，答案或许要从隶书的主要书写材料中去寻求。

　　迄今为我们所知的最初的隶书形态，无疑呈现于战国秦简之上，战国以后的古隶乃至八分书，其基本的附着材料亦不外乎竹木之简。由是我们不难发现，简，确为隶书通行时代的主要书写材料。特定的书写材料，总不免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字的形态提出特定要求，那么，简的要求又是什么呢？

　　我们得以寓目的战国秦汉竹木简，虽然形制未经严格的统一规范，但大体上却是长为20余厘米，宽为1厘米左右的细长条。这种形制，无疑是为一行竖写的文字而设计的。简作为书写材料被广泛应用的时代，文字已经充分流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履行超时空语言交际职能的过程中，承受着相当沉重的信息负载。在这种条件下，竹木作为书写材料的局限是显而易见的：制作烦难姑且不论，有限的容字面积与可观的材质重量互为表里，终不免给这种书写材料的使用功效带来莫大局限。为减轻这种局限的消极影响，简的宽度总不免被尽量缩小，随着宽度的缩小，简的厚度与长度也可随之相应削减，以实现以较小的竹木质量承载较多的文字数量的渴望。简的宽度之所以多被控制在相对毛笔书写而显局促的1厘米以内的尺寸，原因正在于此。然而，简既制成而投入使用，书写者自然要充分利用简的有限宽度，而将字形尽力横展，隶书笔画中左向的掠、右向的捺及横画的波之所以得到越来越多的强调，与此有着显而易见的联系。与此同时，为了尽可能在一简之内容纳较多的文字，字的长度又会遭到尽力压缩。横展与纵压共同作用，终于导致了隶书横展之势的确立。细审出土古简上的文字挥运之迹，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窥见当年书写者横展纵压的努力。与此相应，隶书为楷书所取代之时，也正是简作为基本书写材料已为纸所替换，人们在一般文字书写场合已无须再作横展纵压努力之际。

　　刘志基在《汉字体态论》中还把隶书与楷书做了比较，他说：“隶、楷二体，差异可谓林林总总，但究其根本，则在为数有限的几种笔画区别之中。隶书的钩，一般均为平钩，所谓平钩，即笔锋水平方向挑出，且形态丰腴，究其成因，亦不外乎是造成字形横展态势的需求；而楷书的钩，一般皆为硬钩，所谓硬钩，即钩挑向左上踢出，其形态锋锐，究其成因，显然是为了缩短钩与其下一笔起笔的距离。隶书的撇，末端肥重，究其成因，固然有着同与之相对应的捺保持平衡的因素，但更本质的缘由还是为了求得横向拓展之势；而楷书的撇，末端提笔锐出，锐出的目的，显然也是加强与其下一笔画的联系。隶书的主笔之横，一般均形成波势，其欲求横展之势的目的赫然可见；楷书的相应横画，决不在末端重按右向水平出锋，而是顿笔回锋向左下提出，直奔下一笔的起笔。显然，正是由于楷书笔画的这种特点，消解了隶书的横势，加强了汉字笔画的内在联系，从而使作为抽象线结构的汉字体态变成了对书写活动来说较之隶书更为自然合宜的结构框架——楷书。当然，这种转移，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实际是由日常书写日积月累的效率驱动，最终通过对由这种效率催生的行书进行规范厘定而实现的。”

　　秦汉简帛书选读

　　秦汉简牍帛书有不少内容可以与传世文献对应，也有一些属于古逸书。从字形上看，居延汉简字形处于古隶向汉隶演化阶段，而东汉桓帝延熹元年的《甘谷汉简》是典型的有波磔汉隶。

　　上图隶书为“武威《仪礼》汉简”局部。吴白訇在《从出土秦简帛书看秦汉早期隶书》①一文中谈到隶变的规律是不断简化，加快书写速度，所用的方法，有变圆为方、变曲线为直线、改断为连、改连为断、短笔改点、省减偏旁笔画、省减部分结构等11种。汉简中还有大量的草书字形，裘锡圭在《从马王堆1号汉墓“遣册”谈关于古隶的一些问题》（<考古》，1974.1）指出，古隶孕育了草书，草书作为正式定体，约在西汉中期偏后。后来，陆锡兴在《论汉代草书》（《汉代简牍草书编·序》，上海书画出版社，1989）一文中把汉代草书的草写规则归纳为三点：一、省法，有省笔画、省部件；二、简法，用点，用符号；三、连法，连书笔画、连书分散部件。上图草书为《居延汉简》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