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隶变的问题，并作出相应的研究。裘锡圭先生在《从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谈关于古隶的一些问题》（载《考古》，1974.1）一文中指出：“隶书是在战国时代秦国文字的简率写法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个观点实际上就是把隶书出现的时代推到了战国时代。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一些文字学的著作里开始出现探讨隶变规律的内容。如杨五铭《文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从“偏旁分化、混同”，“结构简化”，“彻底地线条化、符号化”等方面讨论了隶变的规律。姜宝昌《文字学教程》（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从“表现在结构方面的变化”，“表现在笔画方面的变化”，“表现在部件位置方面的变化”等方面探讨了隶变的规律。

　　王宁在《汉字构形学讲座》中从构意的角度探讨了隶变的问题，今摘录如下：

　　从隶变开始，汉字的构意大部分保留了下来，也有少部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可分三种情况：

　　1.理据重构：形体因书写而变异不能与意义统一时，在使用者表意意识的驱使下，会重新寻求构意去与它的新形切合，或附会它的意义去重新设计它的构形。例如：

　　“射”金文像一只手持弓箭，是合体象形字，弓形变成“身”，箭形变成了义化构件“矢”，会以身体射箭的意思。又作“射”，把表示手的“又”变成了“寸”，在小篆里，凡是具有法度意义的行为，字从“又”的都变“寸”，射箭与礼仪规范有关，所以“又”变“寸”。

　　有些早期的“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假借字，本来形义不统一，不具有构意，在演变的过程中，反而由于形体变异而有了构意。例如：

　　在甲骨文时代，“东”是借与之声音相同、义为“口袋”的“橐”字来表示的，小篆经过变异，重构了从“日”在“木”中的“束”字，这个重构的理据经过一个时期的流传，为大家所接受，在系统中固定了下来。

　　这些重构的理据依附于演变了的形体，形义仍然是统一的，但与原初的形与义已经不同，从字源的推求出发，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作“讹变”。在汉字构形学里，我们不采用这个术语。我们认为：“讹变”是用原始状态来衡量后代的构形与构意，“讹”意为“错误”，理据重构属于汉字正常的演变，演变后的构形与构意属于另一个共时层面，存在于另一个构形系统之中，应当把它放到新的构形系统中来衡量，不能因为它与此前的构形不同而认为是“错讹”。

　　2.理据部分丧失：在字体演变中，有些字部分构件发生了无理变异（叫构件的记号化），构意看不清了，但还有一部分仍保留理据。比如：

　　“监（监）”的形体来源于甲骨文，本来是用一个人俯身在装水的盆里看自己的面容来表示古代的镜子，引申为“察视”之意。小篆变“目”为“臣”，楷书又把人形卧倒，盆中表示水的一点组合到卧人下面，结果，上半部完全丧失理据，只有下部的“皿”还能联想到古代以盆水为镜子的构意。

　　3.理据完全丧失：还有一部分汉字，在字形随字体的演变中，由于构件的无理变异或构件的黏合，在视觉上完全失去了构意。无理变异的，例如：

　　“朋”在甲骨文里是用一挂两向的玉串或贝串来表示一种货币，所以有“朋比”的意思。小篆……改用凤凰的形象，取其群飞而以“朋党”为本义。隶楷则变异为两个“月”，形分为二，实为独体，完全看不出理据了。

　　“要”甲骨文像一个人叉腰站立之形，小篆形体变异，理据重构为从“交”得声的形声字，隶楷从“西”从“女”，也是形分为二，实亦独体，完全丧失理据。

　　“轨（执）”，甲骨文像一人的两手被铐在刑具里，楷书经过几番变异，构意完全失去了。

　　部件黏合的，例如：

　　“更”，小篆作重，本从又、从卜组成支，丙声，楷书黏合，失去构意，成为黏合式的新独体字，原来的构意也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