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者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把殷墟甲骨文看作是已知的最早的文字形式，把文字的起源归于图画和刻符。

　　班吉庆在《汉字学纲要》（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一书中说：“大量的考古发现已证实，图画的产生比文字早得多。世界上几种古老文字，如苏美尔人的楔形字，古埃及的圣书字等，它们字形的原始形式，都和汉字一样，是图画性的。这说明人类文字起源有共同的规律，即文字脱胎于图画。……原始人的绘画，常常以渔猎的对象和劳动的形象为题材，这正是图画产生于劳动的证据，文字画是图画发展成文字的第一步。在成熟的文字产生以前，我国原始人的绘画已经相当发达，例如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些彩陶，上面的图案、动物等画得很好，与后来的文字也很相像（如下图）。”

　　《汉字学纲要》还说：“早期创造的汉字主要是象形字和指事字，它们的图像性很强，也说明是受到图画的启发，从图画脱胎而来。从图画到文字画，又从文字画质变为图画文字，再发展成文字体系，其间必然经过若干人的漫长的集体创造。一个字创造出来以后，只要被社会公认，必然传播开去，流传到后代，也就约定俗成。经过千百年的积累，才可能出现能记录整句话、整段文辞的文字体系。”图画一文字画一图画文字一文字体系，这看上去是个汉字由起源到成熟的有序的演进序列，但在实际分析汉字问题时不具有任何可操作性。“文字画”与“图画文字”这些术语只是学者构拟出来的汉字起源与发展的理想序列中的两个模糊的跳板，是学者试图把文字与图画区别开来的无效手段而已。

　　关于刻符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一些古文化遗址上陆续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古陶符号。如山东省章丘县城子崖出土的龙山文化陶片上发现有一些符号。在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地出土的仰韶文化陶器符号有一百多例，其中有的符号结构较复杂。

　　这些较复杂的符号很容易与文字联系在一起，学者比较重视，也多有讨论。如郭沫若在谈到半坡的刻划符号时说：“刻划的意义至今虽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如花押或者族徽之类。我国后来的器物上，无论是陶器、铜器或者其他成品，有‘物勒工名’的传统。特别是殷代的青铜器上有一些表示族徽的刻划文字，和这些符号极相类似。由后以例前，也就如由黄河下游以溯源于星宿海，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

　　前些年在山东莒县、诸城出土的大汶口文化的陶尊上发现一些刻划符号，有的符号形体接近商代的青铜器铭文，不少学者认为就是文字符号（见下图）。于省吾把（1）（2）释为“戊”字，把（3）（4）释为“旦”字；唐兰把（l）释为“戊”，（2）释为“斤”，（3）（4）释为“炅”；李学勤把（1）释为“戌”，（2）释为“斤”，（3）释为“炅”，（4）释为“炅山”。裘锡圭对此持谨慎态度，他认为“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的作风跟古汉字很相似……已经用作原始文字的可能性，应该是存在的……当然，这只有在发现了用这种符号记录（可以是很不完整地记录）成组成句的词的实例之后才能证实”。这个观念没有离开“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这个命题。

　　李学勤在《古文字学初阶》[https://www.fantiz5.com/chengyu/]（中华书局，2003年6月）中还提到“有些少数民族过去也使用过刻划符号，虽然不是在陶器上，但符号的形体颇与仰韶、龙山的陶器符号近似。居住在云南、四川的普米族的刻划符号，学者划分为占有符号、方位符号、数字符号三类。有的符号已有较固定的形体，如以日形表示东方，和汉字的‘东’‘从日在木中’取意一致。普米族的符号可以说有形有义而没有音，如将其形统一确定，再与一定的音结合，就形成了真正的文字。古代文字的产生过程可能就是这样，而陶器符号的发展是这一过程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