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许慎的汉字起源与发展观，黄亚平在《汉字符号学》中对汉字起源提出的看法：

　　首先，汉字的起源应该被看成是一种过程，而且也只能看作过程。……文字的形成要从内外两方面去考虑。从文字自身的内因条件讲，文字是在吸收其他艺术手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体系的。正因为如此，八卦、结绳等原始记事符号虽然因为尚未能与语言结合并记录语言，因而不被承认为文字，但由于它们（尤其是八卦）在表达手法上与文字（尤其是文）有异曲同工之处，因而被许慎当成文字的萌芽…

　　第二，讨论文字的形成，应该注意区分“文字个体”与“文字体系”的概念。我们认为：文字个体的形成大体上与“观象取物”、“依类象形”等图形绘制的方法有关，与结绳记事、刻符记事的记号手法有关，但跟语言中的声音无关，与记录语言无关；文字体系的形成是文字与语言结合的产物，是文字用于记录语言的自然结果。文字个体的数量虽然不少，但与成体系的字符相比，实在是沧海之一粟。文字个体必然经历了长期的累积过程，逐渐由量变引起质变。之所以产生飞跃，那还跟记录语言的需求有极大的关系。

　　第三，“记录语言与否”是衡量文字体系形成的最根本标志。单个的文字个体可以是一幅画、一种图腾形象、一个记号，它可能是原始人敬畏、崇拜的对象，可能是原始人寄托情感，表达心愿的工具，也可能是他们区分彼此，标明所有权的符号。这种对象、工具、符号都可以表情达意，但并没有跟语言中的意义直接挂钩，更不是表达语言中的语词。文字体系是复杂的巨系统，成分不纯，来源不一，能详尽而无遗露地记录语言中的词，有相对稳定的排列次序，能够按照语言的规则表达语言。两者是根本不同的。单个的文字个体上升为成系统的文字体系之成员，是一次质的飞跃。它由巫师通神的载体，民众崇拜的对象摇身一变成为社会人群交际的工具。正是在这一变动中，文字完成了由表意到记事、记言的转变，日益紧密地与语言结合在一块，成为语义延宕的最好承载者。当然，在文字个体与文字体系阶段还存在相当长的亦此亦彼、彼此混淆的中间阶段。

　　第四，所谓“仓颉造字”并非是白手起家，而是有所承继的。《荀子·解蔽篇》云：“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章太炎《检论·论文·论造字之起源》亦云：“文字源流极久，而仓颉独传者，仓颉其人能划一之，统一之。”正是这个意思。归于仓颉名下的“文”，恐怕大部分为前代所创，仓颉只起了整齐归类并颁布实行的作用。把某一种重大发明归功于某一个特殊人物或者由代表官方的皇帝指派某个人物去完成，这种情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屡见不鲜的现象。如黄帝时期的大桡作甲子、容成造历、伶伦造律吕、隶首作算术；后代的蔡伦造纸等等。我们推想：仓颉对前代无数巫师所造之文（文字画）大概是熟悉的，因此，他具备了继承前代之“文”的条件。许慎对这一点是坚信不疑的，所以他才对俗儒鄙夫淆乱仓颉古文的做法表现出极大的愤慨。章太炎对这一点也是坚信不疑的，所以他有《文始》，有所谓“初文”、“准初文”的说法。只是他们二人对造字传说的理解未免拘泥，而且都想找到文字产生的唯一源头，以便于梳理文字变异之流，多少有点理想化。我们认为，如果真有仓颉其人其事，那么，仓颉所造之“字”，大体上是对史前文字意象表达手法的肯定和对史前视觉符号与有声语言日益结合事实的确认，他的工作重心大概会放在整理已有之文的图形并确定他们的读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