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有学者提出符号学理论，黄亚平在《汉字符号学》中把符号学研究方法阐述如下（略有删节）：

　　我们对史前汉字的研究可以称之为符号学视阈的研究。它既不是语言的，也不是文化的，而是符号的。

　　语言中心主义的文字观或者不承认史前文字符号的存在，或者把史前文字看成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从记录语言的角度出发研究史前文字，很自然会把注意力放到与“记录语言有关的”符号的搜集与研究上。这是狭义的史前文字研究。狭义的文字研究没有意识到：史前的语言早就消失，根本无法探寻；史前阶段的能够记录成串语词的符号太少，时代太晚，不符合世界范围内的“自源型”文字的发展规律；尽管近代以来地下出土的文字材料非常丰富，但是符合“记录语言”原则的史前汉字材料仍然不多见，即便这些材料也很难搞清它们与甲骨文、金文的关系，它们到底是不是汉字，本身也是一个疑问。

　　文化的文字观把史前文字看成文化的载体。它讨论载体和承载者的关系，即所谓的文字与文化的关系，却无暇顾及文字自身的研究。这是一种以此证彼的方法，尽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可供研究者遐想，但仍然是“反映论”的格局，方法论上的进步还不够大。

　　我们所谓的符号学视阈是既与语言中心主义相对的，又跟文化研究相对的符号学研究，是非语言中心的也是非文化中心的符号学研究。符号学的史前文字观试图把迄今为止从地下出土的一切视觉形象符号统统整合在“史前符号”的大旗下，它有意模糊所谓史前图画、文字、记号、族徽、刻符之间的界限，使它们回归到相对混沌的状态，这是一种角色转换意识的研究视角。它企图打破理性思维的惯性，它刻意混淆通常意义上所说的书、画的界限，它甚至把史前的书、画、符号都看成是史前文字。而且更进一步，符号学视阅的史前文字观还在一定程度上有意抹杀史前汉字与史前文字的分界。这不是能否分得清的问题，也不是有意回避的问题，而是它根本不愿意“澄清”。只要你讨论“汉字”，那么自然会牵涉使用汉字的主体，可是我们都知道，作为汉字使用者的汉民族，究竟形成于什么年代，它本身也是一个未知数，既然如此，那我们又凭什么讨论所谓“史前汉字”呢？所以，就目前而言，我们只能暂时混淆史前汉字和史前文字的疆界。等待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解决这个问题。

　　符号学视阈的史前文字观是非进化论的，非一元论的文字观，它消解了文字起源的原点，认为将文字归结为从某个原点生发出来的符号系统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是过于理想化的研究思路；在文字系统的发展演变问题上，它反对单纯的、一元论的单线演进方式，它主张史前文字是多种文化、多个氏族长期共存，多元互补的结果。因此，它赞同将史前文字的“起源”先置换成文字“形成”的概念，再加以讨论的看法。在文字起源问题上，它是多元论，不是一元论；它是组合的，不是纯粹的。

　　符号学视阈的史前文字观是非记事的，非象形的，而是表达心智的，象意的。符号学视阈的史前文字观把史前文字看成是原始人表达自己心智的集体意象及其意象表征，而不是记事、叙事或者其他用途的符号系统。这是它的一个根本观点。它不承认世界上的文字都是从图画演变而来的理想主义的文字观，它还否认从图画——文字画（图画文字）——象形文字——形声文字是汉字发展的唯一正确途径。说得更明白一些，它认为从原始的图画发展而来的史前记事性图画、叙事性图画以及在此基础上生发出象形文字的演变途径不具有唯一正确的形式，这种演变充其量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它甚至也不是汉字形成的主要途径。从许慎以来的文字起源观都带有深厚的理想化色彩。史前汉字的主流不是“象形”而是“象意”，所谓“象意”是指来源于史前各个氏族的集体意象表征，它们在本质上是具有神性意味的氏族意象。它们才是为史前乃至有史图画（象形）文字所遵存、所取法、所承继的文化基因。由它们构成的一个个史前意象元及其表征不但是华夏民族的精神财宝，而且成了有史汉字取之不尽的构形资源库。史前时代遍布于中原一带的彩陶纹饰、图案、刻划符号正是它们的典型代表。

　　符号学视阈的史前文字观提倡非造字原则、非结构类型的研究，它主张从表达手段的角度建立史前种种意象的联系，而不是先把它们分成孤立的，毫不相于的结构类型，然后再进行分析性研究。作为史前民族集体意象的史前文字符号势必会打上前逻辑思维的烙印，理性的分类研究只会南辕北辙，事倍功半，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