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古文字研究与学习重在释读古文，许慎在《说文》中通过篆文与古文、古籀的比对，并进而分析古文字形，使人们对于古文、古籀有了一定的认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汲冢竹书的“隶古定”，一些学者（如卫恒撰《古文官书》-卷）开始分析汉字的异构字，并归纳出若干条例。隋唐以降，随着出土古文字材料的不断涌现，古文字学家以出土文献验证传世文献，这一方法至今在古文字研究领域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北宋初年，郭忠恕编辑《汗简》，其后夏竦编辑《古文四声韵》，二书在保存古文字字形方面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

　　近代古文字学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多元化现象，王国维著《古史新证》，提出“二重证据法”，即传世文献与古文字互证法。之后，于省吾著《双剑够尚书新证》，以甲骨文、金文证传世典籍。陈直著《史记新证》、《汉书新证》，以秦文字材料证史书。古文字的发现使人们产生了疑古思潮，但同时也在重建古史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在甲骨文中发现了完整的商王世系，这不仅与《史记·殷本纪》基本相应，还把信史时代上推了若干世纪。近年来出土的大批楚竹简，多与传世文献对应，这既有利于整理传世文献，也有利于修正一些传统的学术观点等等。

　　一些传统的古文字研究方法，如古文字考释中的比较互证、偏旁类推等，至今还在沿用。同时，古文字学与考古学、文献学、语言学等学科有了更紧密的联系，古文字研究开始注意到古文字材料的断代与分域问题，如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按国别分域、按时代分期，奠定了春秋战国铜器铭文断代和分域的基础。古文字中的异构字对于上古语言的语音系统研究有着重要意义，甚至可以通过研究字形的演变观察出汉语语音的演变情况。

　　现代的古文字研究针对研究对象有了较为具体的分工，产生了不同的研究方向。甲骨文研究、金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和简帛文字研究成为古文字研究的四个主要领域，每个领域有着许多可供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