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通训定声》，十八卷，附《柬韵》一卷、《说雅》十九篇、《古今韵准》一卷。清朱骏声撰。成书於清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初版刊於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今有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刊本、光绪八年（一八八二）临啸阁续刻本、一九八四年中华书局标点影印本等。

　　朱骏声（一七八八——一八五〇），字丰芑，号允倩，江苏吴县人。清代著名文字训詁学家。十三岁通《说文解字》，十五岁为诸生，师从钱大昕。钱氏奇其才，曾云“吾衣鉢之传，将在子矣。”（朱镜蓉《说文通训定声跋》）嘉庆二十三年（一八一八）中举，官黟县训导。於学无所不窥，擅词章，精天文、数学，於文字训詁之学尤倾其心力，为清代《说文》四大家之一。毕生勤於著述，撰有《说文通训定声》、《夏小正补传》、《经史答问》、《天算琐记》、《六十四卦经解》、《离骚补注》、《小学识餘》、《岁星表》、《诗传笺补》《春秋经传旁通》、《大戴礼校正》、《论孟悬解》、《淮南书校正》、《数度衍约》、《轩岐至理》等近七十种，大多亡佚，现刊行的仅有《说文通训定声》十八卷和《传经堂文集》十卷。生平史料见於其子朱孔彰《皇清敕授文林郎国子监博士衔拣选知县扬州府学教授允倩府君行述》、《清史稿》四百八十一卷。

　　乾嘉时代，古音学的研究已很发达。钱大昕《说文答问》一书，以经典中的通假字来考证本字，段玉裁建立的“同声必同部”的理论及王念孙分古韵为二十一部的主张，对朱骏声都有很大的影响。朱氏认为不明“六书”则无从识字，不知古韵则“六书”也无从通晓，且《说文解字》和《尔雅》都略於转注、假借，因而依照段玉裁“向声必同部”的理论，并参考王念孙的古音学说，以声为经，以形为纬，“专辑此书，以苴《说文》转注、假借之隐略，以稽羣经子史用字之通融”（朱骏声《上〈说文通训定声〉奏呈》）。

　　《说文通训定声》共十八卷。朱氏将《说文》中形声字捨形取声，共得一千一百三十七个声符（朱氏称为“声母”），归纳为十八个韵部，一个韵部为一卷。十八部的名称取自《易经》卦名，依次为：丰、升、临、谦、颐、孚、小、需、豫、随、解、履、泰、乾、屯、坤、鼎、壮。书前附有总目，每卷卷首附有检字。全书之前另有：

　　一、关於“说文”、“通训”、“定声”、“转注”、“假借”的阐述；

　　二、《凡例》，共二十一例；

　　三、《声母千文》，将《说文》近一千个声符字，“略依条理，次其母，倣梁周兴嗣体，集为四言”。

　　四、《说文六书爻列》，参考《说文》大徐本和小徐本，将书中所收字依六书分类。指事、象形、会意、形声用许慎定义，转注、假借则推翻许说，改用己说。

　　此外还有朱骏声《上（说文通训定声〉奏呈》、礼部关於此事的奏章、咸丰皇帝的批文、罗惇衍序、作者自叙、朱镜蓉后叙及附文、谢增跋文。

　　此书体例如下，

　　一、每卷前有检字目录，卷目下用双行小字注明对转的入声韵部（朱氏称为“分部”）情况及与其他韵部的旁转关係（朱氏称为“转”）。声符字用方框标明，下列其孳衍字，有异体字（朱氏称为“旁注字”）的用小字标明。目录末尾注明本卷所收字数，异体字及《説文》不録之字（朱氏称为“附存字”）的数字用双行小字注明。

　　二、正文卷目下用双行小字注明本卷所收声符数。另行低一格，用大字楷体注明每一声符字下孳衍字字数，及“凡某之派皆衍某声”，下用双行小字注明反切。每一字上用小字旁书所属的一百零六韵韵目，字下注有篆文。说解用双行小字，对於其中的转注、假借、别义等项均予以文字说明，并用方框标识。其中“重文有移置者”、“分为正篆者”、“有正篆当为重文者”，“皆下其字一格为识”（《凡例》）。

　　三、卷末附存《说文》不收的字。每字下用双行小字注明所出现的典籍。

　　此书说解的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

　　一、说文。主要立足於字形，说明其与字音、字义的关係，讲解文字的本义。此部分以“宗许为主，谊若隐略，间予发明，确有未安，乃参己意”（《凡例》，下同），即基本上以许慎的说解为基础予以补充发明及例证，重在釐订歷代讹误。所谓“说文”，实际上包括了六书中指事、象形、会意、形声四类字，因“象形、指事谓之文，会意、形声谓之字，但称说文者，文可统字也”。此外“字有与本谊截然各别者，既无关於转注，又难通以假借”，则定为“别义”。别义包容了《说文》中的“一日”，絶大部分属於字的另一个本义。

　　二、通训。着重说明字义的引申和假借。朱氏认为“数字或同一训，而一字必无数训。其一字而数训者，有所以通之也，通其所可通，则为转注；通其所不通，则为假借”（《说文通训定声》卷首）。但此处的转注、假借已非许慎所说的“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本无其字，依声託事，令长是也”。朱氏认为：‘转注者，体不改造，引意相受，令长是也；假借者，本无其意，依声託字，朋来是也。凡一意之贯注，因其可通而通之，为转注；一声之近似，非其所有而有之，为假借。”（《说文通训定声》卷首）因此朱氏的转注，实质是指词义的引申；假借则指同音通假。又认为假借从声音上分析，有同音、迭韵、双声、合音四种类型，从作用上分析则有同声通写字（同音通假）、託名标识字（专有名词）、单辞形况字、重言形况字（迭音字）、连语（联緜字）、助语之词、发声之词等。此外古籍中凡以同音字为训者亦详列於各字之下，标注为“声训”。

　　三、定声。主要用上古韵文的用韵证明字的古音。上古韵文限於先秦以前，凡同韵相押为“古韵”，邻韵相押（朱氏称为“双声”）为“转音”。所谓同韵、邻韵，都是指朱氏的古韵十八部而言。

　　《说文通训定声》一书对於我国语言研究的贡献有四：

　　一、摆脱字形束缚，採取韵部排列法，以便因声求义，清楚地展示同声符的形声字之间和同韵部的文字之间的语义关係，使汉字研究进入了形、音、义相结合的阶段。

　　二、突破了自许慎《说文解字》以来字义研究仅讲本义的局限，认识到了引申义和假借义的重要性，揭示了词的多义性和词义的孳生发展事实，开始全面解释词义。

　　三、批判了许慎的转注説和假借说，重新定义，自成一家之言。

　　四、搜集经史子集中的大量故训并加以科学的研究，使之系统化。

　　《说文通训定声》的主要缺陷是：

　　一、认为除专有名词、迭音字、联緜字外，凡假借都有本字。实则造字初期，文字较少，同音假借往往是本无其字，本字反而是后起的。例如作者以为“或”字借为域国义，本字为“国”，“鱼”字借为打鱼义，本字为“渔”。事实上“国”字是后起的区别字，“渔”字的初义也还是鱼，而不是打鱼。朱氏之说与文字发展的歷史是不相符合的。

　　二、转注、假借、别义、声训四者之间划分标准不一，有交叉现象。例如“屋”字转注栏引《周礼·司烜氏》：“邦若屋诛”，注：“谓夷三族”，并说字亦作“剭”，这就应该归入假借。朱氏因为《説文》不收“剭”，不好说“屋”是“剭”的假借，於是归入转注。又如作者以为“能”字本义为熊属，有别义“三足鱉”。事实上，这裹的别义正是本无其字的假借。又如作者以为“方”的本义为并船，而把《游天台山赋》‘方解缨络”归为声训。事实上“方解缨络”之“方”，原注：“将也”，正是假借。

　　三、对《说文》修订不尽妥当，关於“省声”的説法尤多臆测。如‘隶”字，《说文》：“及也，从又从尾省”，本来并不错，朱氏改为“尾省声”，反不符合古文字史实。又如“宋”字，《说文》：“从宀从木，读若送”，朱氏改为“鬆省声”，不知有何根据。

　　《说文通训定声》的校勘著作主要有朱孔彰《説文通训定声补遗》，研究著作主要有朱镜蓉《《说文通训定声〉后叙》附文、马叙伦《说文解字研究法》、王力《中国语言学史》、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等书的有关内容。所论及的中心问题是：朱骏声的转注说及假借説正确与否，声符系联对语言学研究的影响及意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