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虚字集释》，十卷。近人裴学海著。成书於一九三二年，有一九三二年商务印书馆初版本、一九五四年中华书局重刊本。

　　裴学海（一八九九—一九七〇），曾用名裴会川，河北省滦县人。当代语文学家。幼时就读私塾，十七岁考入滦县师范学校。一九二八年考取北京清华国学研究院，受业於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等名家。毕业后在天津教家馆。一九三三年在天津省立一中任教，一九五四年起任河北大学教席。

　　《古书虚字集释》是一部匯释虚词的词典。它酌採清代刘淇的《助字辨略》、王引之的《经传释词》、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以及近人杨树达的《词詮》、《高等国文法》、章炳麟的《新方言》、孙经世的《经传释词补》诸书对虚字的研究成果，而以《经传释词》为主。裴氏在《自序》中说：“刘、王、俞、杨四家之书，虽皆大醇而不无小疵；……然则古书之虚字，固尚有研几之必要矣。”因此，他对“前修及时贤之未及者，补之；误解者，正之；是而未尽者，申证之”。

　　本书共收虚字二百九十个，释文凡四十餘万字。由於它收虚字的范围主要限於周秦两汉的古书，而且其中已经被前人解释清楚的不收，故收字少於《助字辨略》、《词詮》等同类书籍。

　　全书的编次仿效《经传释词》，以唐末僧人、音韵学家守温的三十六字母为排字顺序。第一、二、三、四卷为喉音字；第五卷为牙音字；第六卷为舌音字；第七、八、九卷为齿音字；第十卷为脣音字。

　　在编写体例上，裴氏认为“实字有本义与引申及假借之义，虚字亦然”，所以对每个虚字都先谈本义，再谈引申义和假借义。凡採前人之说，皆於注中说明出处。以卷二的“庸”字为例，先说本义：“庸，用也”，并以古书中的例句为证。接下去列出与此义相关的假借字，採用“字或作×”的方式：“字或作‘容”。《老子》：“兵无所容其锋。’”接着用小字注出“说见《诸子平议》。”这就是说，“庸”表示“用”的意义时，有假借字“容”。《老子》这个例句的“容”借作“用”，说见俞樾的《诸子平议》一书。再接着列举“庸”的各项引申义，如：

　　庸，犹“何”也。……

　　庸，犹“岂也。……

　　若有与某引申义相关的假借字，就附在该义项之后，如：

　　庸，犹“岂”也。……字或作“容”。《后汉书·杨秉传》：“以此观之，容可近乎？”这就是说，《后汉书》中这个例句的“容”字，是“庸”的引申义“岂”的假借字。

　　本书的主要价值在於：

　　一、补充和增加了《经传释词》等一系列有关虚词著作的内容。如卷一“与”有训作“而”的，引《说苑·杂言篇》“是以君子择人与交，农人择田而田”等例句为证，而《助字辨略》、《经传释词》、《词詮》等都没有提到“与”有用如连词“而”的语言现象。又如卷一“於”训“在”条目下引《说苑·立节篇》：“义者轩冕在前，非义弗乘；斧於后，义死不避。”指出此例的“於”与“在”为互文，说明“於”有“在”的用法。这比起《经传释词》引《礼记·曲礼》“於外曰公，於其国曰君”要明确有力得多。

　　二、订正前人著作中对有关虚词的误解。如卷一“攸”训“所”条目下引《尚书·无逸篇》：“乃非民攸训，非天攸若”，认为《经传释词》训“攸”为“用”是错误的，“魏石经‘攸”皆作‘所’”，句中“攸”后面的“训”和‘若”皆为“顺”义，因此，“攸”释为“所”一説可以成立。又如卷二“为”训“谓”条目下引《论语·为政篇》：“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助字辨略》谓“为为政”之上一个“为”字是语声，而本书则认为应当作“谓”讲，这是比较恰当的。

　　三、搜集例句非常丰富，所分义项也很细密。如卷五“其”训“於”条目下，收集的例句有四十条之多；而“其”的义项，包括通常用法和特殊用法，书中共举出了四十五种之多。此外还收录复音虚词，如由“其”和别的字组成的“其诸”、“其者”等等。

　　本书在国内外有一定的影响。我国编写的有关古代汉语方面的书籍，大多把它作为主要的虚词专著加以介绍。在国外，日本中国语文研究会编写《中国语文学事典》时、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杜百胜编写《古汉语虚词词典》时，都把它作为主要参考书目之一。

　　本书的不足主要有：

　　一、只限於用前人的训詁考据方法，没能用现代语法学的观点来研究虚词。如《论语·宪问篇》：“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马氏文通》释“焉”为“於是”应该是对的，因为“忠”是不及物动词，而“爱”是及物动词。但裴氏不取此说，而认为“焉”和“之”为互文。又如卷九认为“者，人之代名词也”，其实，“者”和其他词语结合，有称代作用，但不全是称代人，如《孟子·告子上》：“两者不可得兼”，“二者”称代的是“鱼”和“熊掌”，而不是称代人。

　　二、沿用古人“以词训词”的方法，用“×，×也”的格式来训释虚词，很少结合词句的结构来作语法功能的描写。大量的“以词训词”，而当训释词是多义时，只好用例句来帮助读者理解。这样训释的结果，可以因人而异，而使许多读者无法确切掌握每个虚词的不同功用。

　　三、沿用《经传释词》以喉、牙、舌、齿、脣五音来编排虚字的方法，对一般不明古音的读者来说，就无法利用这种音序，只能从书前的目录中逐卷寻查所要找的字的页码，显得不便。

　　对於书中在释义方面的某些错误和不足，裴氏在一九五四年《重刊的话》中已有所说明，并表示“想在今后一二年内对本书加以修订”。裴氏那时确已开始从事本书的修订工作，以后歷时十餘年，至一九六五年完稿。遗憾的是，修订稿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部丢失了。

　　全书之后附有与本书有关的三篇论文。第一篇《经传释词正误》，是在书中已匡正《经传释词》的误收误解以外，又另举出十餘处错误，以备学者参酌的。第二篇《本书说解述要》，认为虚词和实词一样，也有本义、引申义和假借义，因此书中的说解方法，也因之而异。其属本义者自不待言；其属引申义者则以意相联；其属假借义者则以声相通。第三篇《类书引古书多以意改说》，认为类书在引古书时，遇到古言古义，尤其是虚词，当读之不能尽解时，就以为文不成义，輒以意改。而清儒校勘古书多据类书所引，以订正不误之原书，是很荒谬的。

　　研究本书的著作有张世禄《古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七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