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十五卷（今本每卷各分上下，共三十卷），简称《说文》，东汉许慎著。成书於汉安帝建光元年（一二一）。有明崇禎年问毛氏汲古阁刊本、清嘉庆十二年（一八〇七）长白藤花榭重刊新安鲍氏藏宋小字本、嘉庆十四年（一八〇九）孙星衍平津馆丛书重刊北宋本、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陈昌治校刊平津馆丛书本（附校字记一卷）、光绪七年（一八八一）丁少山重刊汲古阁本、一九二九年上海涵芬楼影印日本巖崎氏静嘉堂藏北宋刊本（四部丛刊经部）、一九六三年中华书局影印陈昌治本（附《新编检字》）等。

　　许慎（约六七——约一四七），东汉著名经学家、文字学家，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省郾城县束）人。曾从贾逵受古学，博通经籍，深受当时经学大师马融的推崇，时人盛讚曰：“五经无双许叔重。”初为郡功曹，举孝廉，再迁，除洨长，其间曾为太尉南阁祭酒，故世亦以“许洨长”、“南阁祭酒”称之。永初四年（二四）奉詔与马融、刘珍等在东观校五经、诸子和史传。后託病去官，卒於家。著述甚多，除《说文》以外，另撰有《五经异义》十卷、《孝经古文说》一篇、《淮南鸿烈解詁》二十一卷等，今皆亡佚，仅存清人辑本。生平事跡见於《后汉书》卷七十九、《说文解字》卷末许冲《上〈说文解字〉表》和王筠《说文句读》所附严可均《许君事跡考》。

　　汉代经学有古文今文之争，许慎认为古文“虽叵復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而世人大共非訾”（《说文叙》），视篆、籀、古文为奇怪之跡；今文学家往往对文字妄加解释，既不合古文，又谬於史籀。为了纠正今文学家说字解经的错误，他便博採通人之说，集古文经学之大成，博综篆、籀、古文之体，发明六书之旨，因形见义，分别部居，作成《说文解字》十四篇及叙目一篇。该书草创於东汉和帝永元八年（九六），至永元十二年（一〇〇）完成初稿，安帝建光元年（一二一）写定，遣其子许冲奏上。《说文》之成书，与东汉经学之盛有关。西汉经学家多专治一经，罕能兼通。而东汉经学家如何休、马融、郑玄等皆学通五经，许慎“五经无双”，故能兼治文字之学，写出这部经典著作。

　　《通志》曰：“独体为文，合体为字。”《说文解字》即解说文字之书，虽为驳斥今文学家之谬说而作，但作者努力蒐讨字原，探寻文字的结构和本义，所以歷来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有系统的文字学著作，也是我国第一部字典。

　　《说文》共收篆文字头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另收重文（即附在篆文字头下的古籀异体字）一千一百六十三字，许慎的解説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此据《说文叙》，今通行大徐本的字数与此不同。）全书九千多字头是根据五百四十个部首分部排列的，即所谓“方以类聚，物以羣分，同条牵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繫联”。部首絶大多数是形旁，只有少数是声旁（如“句”、“丩”），而这些声旁字作为部首，也具有形旁的作用。因此，以部首归类，实际上是依意符归类。凡是与部首意义相类的字便归为一部，如“元”、“天”、‘丕”、“吏”等从“一”得义的字被归入“一”部，“帝”、“旁”、“下”等与“上”义有关的归入“上”部，如此等等。当然，所谓意义相类，只是许慎的理解，现在看来并不都是正确的。同一部首内的字，有时还把意义相关的字列在一起，如言部的“讽、诵、读”，“訕、讥、诬、诽、谤”，竹部的“竽、笙、簧、、簫、筒、籟、管、笛”等。至於各部之间的排列，也有一定的原则。首先是所谓“始一终亥”，许慎根据汉代阴阳五行家“万物生於一，毕终於亥”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将“一”部定为第一部，将“亥”部定为最后一部。至於其他部首则大致是“据形繫联’，形体相近的部首往往排在一起，如“三、王、玉、玨”排在一起，“走、止、步、此、正、是、彳、行”等排在一起。

　　《说文》最后一篇“叙目”，内容包括许慎的叙及部首目录、许冲上《说文》表、汉安帝詔等。许慎的叙阐述了他对於汉字的起源及其流变的看法，阐明了他关於“六书”的理论，批判了今文学家未睹字例而说字解经的错误，说明了撰作《说文》的缘由、原则、体例等。

　　《说文》的解释，一般先分析每部之部首，说明同部首的字都与本部首的意义相关。然后再对该部之字逐一解释。一般是先讲该字的本义，然后根据六书的法则说明其形体结构，有时还列出异体，用形声声旁或“读若”来说明读音，收录异说，引经据典以证其说。如：

　　口；人所以言食也，象形，凡口之属皆从口。

　　吻：口边也，从口勿声。：吻或从肉从昬。

　　噲：嚥也，从口会声，读若快。 一曰：嚵噲也。

　　呱：小儿啼声，从口瓜声。《诗》曰：“后稷呱矣。”

　　吹：嘘也，从口从欠。

　　唏：笑也，从口稀省声。一曰：哀痛不泣曰唏。

　　《说文》的诞生在我国语言文字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对我国近二千年来的语言文字学研究有深刻的影响，其贡献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确立了“六书”理论。“六书”是古代学者分析汉字结构和造字方法所归纳出来的六种条例。汉代班固和郑眾也都提到过“六书”（见《汉书·艺文志》、《周礼·保氏》注），但都只及其名而无内容。许慎在《说文叙》中第一次具体地阐述了“六书”的理论：“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託事，‘令’、‘长’是也。”这种解说和例析奠定了汉字形体学的基本理论。在《说文》一书的具体说解中，许慎都用六书说去分析字形结构。应该说，“六书”理论的阐明及其广泛运用，标志着我国文字学的真正诞生。

　　二、创立了文字学原则的部首系统。许慎将全书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分为五百四十部，使纷紜杂乱的文字，初步有了门类可归，这是一个创造。一般说来，《说文》的部首就是意符，凡同一意符的字便隶属於同一个部首。如“舅”、“甥”二字属男部，“所”字属斤部，“发”字属弓部。这样不但使汉字有了系统的分类、排列和检索的方法，而且有助於后人对字形结构的分析和对字的本义的深入理解。后来的字书，如《玉篇》、《类篇》等都继承了它的部首排列法。至於《字汇》、《康熙字典》，乃至现代的各种字典，虽将《说文》的文字学原则的部首系统改成了检字法原则的部首系统，如将“舅”入臼部、“甥”人生部、“所”入户部、“发”入部，但从总体上来看，它们还是一脉相承的。

　　三、保存了篆文的写法系统。许慎为了驳斥今文学家的说法，所以以篆文为正字，将其作为《説文》的字头，这在客观上保存了篆文的写法系统。如果没有《说文》，即使有一些碑文还能留下一些篆文，但毕竟是零碎不全、不成系统的。而且，没有《说文》的解释，后人还很难认识秦汉碑文上的篆字，同时《说文》保存的篆文、古文及其解释，有助於我们上溯造字之原，下辨分、隷、行、草递变之跡，所以，治文字学者不能不以它为基础。特别是要释读、研究商、周时代的甲骨文、金文，则不能不以它为桥梁。

　　四、保存了汉以前的古训古音。清人江沅说过：“许书之要，在明文字之本义而已。”（《说文解字注·后叙》）汉字是表意文字，《说文》注重文字形体结构的分析，目的在於找出与字形结构相切合的本义。而这种本义，往往代表了该字比较原始的意义，因而往往与先秦古籍上的用法相合。如《说文》解“来”为“来”，与《诗·周颂》“貽我来牟”之“来”相合；解“秉”为“禾束”，与《诗·小雅·大田》“彼有遗秉”之“秉”相合；解“叔”为“拾”，与《诗·豳风·七月》“九月叔苴”之“叔”相合；解“向”为“北出牖”，与《诗·豳风·七月》“塞向墐户”之“向”相合。这种例子甚多，所以王力讚誉该书说：“在古代词义的保存上，它是卓越千古的。”（《中国语言学史》）《说文》所保存的古训，为汉语词源学、训詁学、古籍的注释乃至古代社会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又清人王念孙说：“《说文》之为书，以文字而兼声音训詁者也。凡许氏形声、读若，皆与古音相准。”（《说文解字注·序》）的确，《说文》所指明的七千多个形声字声旁所组成的谐声系统，反映了造字时代的语音情况，为我们研究周秦古音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而《说文》中大量的声训，如解“士”为“事”、解“庸”为“用”、解“尾”为“微”、解“马”为“武”、解“门”为“闻”、解“福”为“备”等，以及八百三十条“读若”注音，反映了两汉时期的音韵面貌，为研究汉代的实际语音提供了可贵的綫索。

　　《説文》的主要缺点，一是对字形的分析和文字本义的解释或有错误。如“行“，甲骨文像四达之衢，本羲应为道路，《説文》却根据篆文解为：“人之步趋也，从彳从亍。”又如“为”，甲骨文像手牵象之形，古代役象以助劳，所以“为”的本羲当为劳作，而《説文》却解为：“母猴也，其为禽好爪，下腹为母猴形。”再如将“一”解为“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将“王”解为“天下所归往也”等，则是受当时阴阳五行、儒家尊君思想的束缚而作的误説。二是该书创立的文字学原则的部首编排法，对於检字来説，很不便利。有些部首，分得太琐碎；有些字的归部，也不甚妥当，如“牧”不在牛部而归攴部，“桑”不在木部而在叒部等等。

　　《説文》成书后，以窟本流傅，至唐肃宗乾元年间，李阳冰曾刊定《説文解字》为三十卷。他排斥许慎，任凭已意将《説文》乱加篡改，许氏原本遂不可见。南唐时，徐鍇仍主许説而反对李阳冰説，作《説文解字繋傅》四十卷（世称“小徐本”），这是《説文》的第一个注释本，其中前三十卷对《説文》作了通释，其反切注音则为南唐朱翱所加，后十卷中有“祛妄”一篇，专驳李阳冰之妄説，可见李氏擅改之跡。至宋太宗雍熙三年（九八六），徐鍇之兄徐鉉奉韶和葛湍、王惟恭等校订《説文解字》，纠正了该书之脱误，又据孙愐《唐韵》加注反切於每字之下，有些字条还增加了注释，皆题“臣鉉等曰”；另外，还新补了十九个见於《説文》释文而失收的字，新附了四〇二个见於其他典籍而许慎未收的字。徐鉉之校定本，世称“大徐本”，亦即现今之通行本。《説文》之研究，至清代形成高潮，论著汗牛充栋，最著名者为段玉裁的《説文解字注》、桂馥的《説文解字义证》、王筠的《説文句读》与《説文释例》、朱骏声的《説文通训定声》，其中段注尤善。近人丁福保将研究《説文》的专著滙编为《説文解字詁林》，为閲读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本世纪以来，《説文》的研究承清代之传统，有总论其书的，也有专门研究其版本、叙、部首、重文、谐声、謮若的，甚至还有人研究其引书、引通人说以及诸书引《说文》的，很多人据甲骨文、金文来考订许氏之失误，颇多发明。有关参考书目有：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周祖謨《问学集》（下）（中华书局，一九六六年）、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