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近代郑观应著。经作者手订的版本有三种；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刊行的五卷本（正文五十七篇，附录、后记三十篇，共八十七篇）；光绪二十一年增订新编的十四卷本（增正文四十七篇，附录及中外通人救时之文一百十馀篇）；光绪二十六年增订新编的八卷本（篇数和十四卷本相同，但篇名和排列顺序有变动）。一九二〇至 一九二一年间印行的《盛世危言后编》，是郑观应的书札及谈论企业章程等文章的彙编。坊间自行翻刻的版本繁多，卷数和编排均有差异。

　　郑观应（一八四二——一九二二），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待鹤山人，广东香山（今中山）县雍陌乡人。少时随父习经书、学八股。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应童子试，未中，同年冬到上海习商。后爲英商寳顺洋行买办、太古轮船公司买办。光绪六年（一八八〇）后，历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上海电报分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一八八六年至一八九一年隐居澳门，继又出任汉阳铁厂总办、粤汉铁路总办等职。辛亥革命后，寓居上海，爲商界著名人士。一九一五年以后，热心教育，任招商局公学住校董事兼主任、商务中学名誉董事。一九二二年五月病逝于上海。次年，移葬于澳门前山。主要著述有《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等。郑观应把《易言》作爲《救时揭要》续集，《盛世危言》则是在《易言》基础上扩写而成（据夏东元《郑观应传》）。生平事迹见郑观应《论招商局及肇兴公司事略》（《盛世危言》附录）、吴尹全《待鹤山人事略》等。

　　《盛世危言》是郑观应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详论时政文章的彙编。正文一百零四篇，分富国、开源、强兵、节流四部份。

　　中心思想是论「富强救国」，认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上下同心，教养行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材。」其基本观点是：「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盛世危言后编·自序》）书中有大量篇幅论述以商立国，以商爲本，与外国资本主义开展「商战」的道理，认爲工商业的发展必须有政治制度的保证，「宪法乃国家之基础，……政治关係实业之盛衰。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除政治条件外，还必须有足够的新式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人才的培养必须立足于本国。「借才异域」，不仅工薪高，且受人挟制。因而关于广设学校，学习西学，改革科举考试和教育制度的议论，爲《盛世危言》的重要内容，尤集中在第一卷《考试》、《学校》、《西学》诸篇。

　　《考试》分上下两篇，主要内容：一、主张改革考试制度。认爲科举考试专尚制艺，「以有用之心力，消磨于无用之时文」，以致「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主张分列两科，首科「考经史、策时事、判例案」，然后「考西学」，包括「试格致、化学、电学、重学、矿学等新法和天文精蕴、五洲地舆、水陆形势、内外医科配药及农家植物新法」。录取标准，「论其艺而不论其文，量其材而不拘资格，精其选而不定额数」。武科考试亦相应改革。二、仿照泰西（指欧洲）程式，培养文武人才。将原来的学宫、书院「稍爲变通」，文、武各分大、中、小三等，「设于州县者爲小学，设于各府省会者爲中学，设于京师者爲大学。」文学分政事、文学、言语、格致、艺学、杂学六科；武学分陆军、海军两科。每科各分数班，岁加甄别，以爲升降。三年一试，优者由小学升入中学，又三年一试，由中学升入大学，学中甄别，以三年爲程。取人不凭一日之长短，使「怀才者有必得之权，废学者无侥幸之望，考核明而人才出矣！」认爲按这样程式培养人才，西人已收富强之效，我国步趋其后，不及十年，「无难与泰西相颉颃」。

　　《学校》篇，主要论「学校是造就人才之地」，提出广泛创设学校传授西学的主张。详细介绍了西方近代学校规制。认爲德国学制较爲完备，「学之大小，各有次第……无论贵贱男女，自五岁以后，皆须入学，不入学者，罪其父母」。归纳西方各国教育人才之道，主要有三条途径：「曰学校、曰新闻报馆、曰书籍馆」。学校是培养人才的最重要的机构。学校分爲三等：初学（小学）招收七岁及十五岁学生；中学招收十五岁至二十一岁的学生；上学（大学）招收二十一岁至二十六岁左右的学生。各级学校都用西学培养人才。大学又分实学院、技艺院、武学院、通商院、农政院、丹青院、律乐院、师道院、宣道院等。还有女学院、训瞽院、训聋院、训孤子院、训罪童院等爲各种人开设的学校。认爲「夫欲制胜于人，必尽知其成法而后能变通，而后能克敌」。《学校》篇是较早介绍西方学制，并提出改革中国学制意见的历史文献。

　　《西学》篇，论述西学的重要性。视西学爲医治我国「危疾」的良方，痛斥那些「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而自命爲「正人」的人。他们「以不谈洋务爲高」，却不知「今日之洋务，如君父之有危疾也，爲忠臣孝子者，将百计求医而学医乎，抑痛诋医之不可恃，不求不学，誓以身殉而坐视其死亡乎？」

　　作者认爲西学「皆有益于国计民生，非奇技淫巧之谓也」。文中把西学分爲天学、地学、人学三类：「所谓天学者，以天文爲纲，而一切算法、曆法、电学、光学诸艺，皆由天学以推至其极者也。所谓地学者，以地舆爲纲，而一切测量、经纬、种植、车舟、兵阵诸艺，皆由地学以推至其极者也。所谓人学者，以方言文字爲纲，而一切政教，刑法、食货、製造、商贾、工技诸艺，皆由人学以推至其极者也」。这里所论西学，与洋务派所谈西学已有不同，不仅指自然科学和工艺学，还涉及「政教」、「刑法」等社会政治学説。

　　爲求广泛推行西学，「使人人得而学之」，不仅主张广译西书，更提倡直接学习西方语言文字。认爲中国人之所以不能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学到手，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文字不通，仅看翻译的书，「恒有辞不达意之患，似是而非之弊」，所得知识「不过一鳞半爪」。还批评那些致力于科举而无暇顾及洋文，「或视洋文爲异端而不屑考求」的人，「殊不知当今之世，无论西学之不能不讲，即一切华洋交涉之事，变日繁一日，苟其不明洋文，安能周旋于其间哉？「作者用许多事实力图论证西学源出于中国，鼓吹「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不免流于附会。

　　《西学》、《学校》、《考试（上下）》均收入《盛世危言》第一卷，紧接作爲全书总纲的《道器》之后，可见其重要地位。

　　此外，载于该书第三卷的《女教》篇，则是中国近代较早提倡设立女学，反对缠足的论文。作者主张仿照西方，设立女子学堂，使女子不论贫富皆能入学，卓有成效者，应给予奖励，文中严厉抨击封建习俗对中国妇女的迫害，指出妇女裹足是「戕伐生质以爲美观，作无益以爲有益」，呼吁「易裹足之功，改而就学，罄十年之力，率以读书，则天下女子之才力聪明，岂果出男子下哉」。这些主张和议论，切中时弊，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促进了清末思想解放和变法维新运动。

　　《盛世危言》成书时间，正是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因而受到各方面的重视。礼部尚书孙家鼐、安徽巡抚邓华熙都把此书推荐给皇上。邓华熙称该书「于中西利弊透辟无遗，皆可施诸实事」。清帝命总理衙门印二千部散发大臣閲看，而都中求者「仍络绎不絶」。盛宣怀谓此书可使都中大老「以醒耳目」，「一开眼界」。洋务大官张之洞将《盛世危言》与当时论时务的书作比较，认爲：「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可以坐而言即以起而行也。」翰林院编修蔡元培也推崇此书「以西制爲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发挥之。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外国人在中国办的报纸亦宣传《盛世危言》「所载中外各事，中华人近以该书作指南针，迩来场中考试常出该书所序时务爲题目。」

　　有关研究著作有：夏东元《郑观应传》和《晚清洋务运动研究》，毛礼鋭、沉灌群《中国教育通史》中有关章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