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集》，清戴震著。通行本有：清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至四十四年曲阜孔继涵微波榭丛书本《戴氏遗书》，清乾隆五十七年段玉裁经韵楼本《戴东原集》，一九八〇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汤志钧校本《戴震集》，一九九一年清华大学出版社《戴震全集》。

　　戴震（一七二三——一七七七），字慎修，又字东原，安徽休宁（今属安徽省黄山市）人。出身小商贩，十八岁随父至南丰，设私塾教学童维持生活。二十岁回故里，曾问学于江永。二十二岁著作《筹算》，其后差不多每年成书一、二种。三十岁至汪梧凤家，课其子弟。三十三岁到北京，寄居于徽州会馆，饘粥几不继。王呜盛、钱大昕等许多学者闻戴氏之学，纷纷与其交游。此后，他一边研究实学，著书立説，一边仍靠教书以维持生活。曾坐馆于王安国家，课其子念孙。四十七岁中举。后六次会试，均未及第。晚年主讲于浙江金华书院。五十一岁奉召入四库全书馆任纂修官。五十三岁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五十五岁卒于任所。戴震对经学、音韵、训诂、天文、曆算、历史、地理等均颇有造诣，是乾嘉考据学皖派的开创人，清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弟子很多，最著名的爲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等。生平事迹见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洪榜《戴先生行状》、王昶《戴东原先生墓志铭》、钱大昕《戴先生传》、余廷灿《戴东原先生事略》、《清史稿·儒林传》等。

　　戴震著述甚多，关涉教育理论的主要有《孟子字义疏证》、《原善》、《与某书》、《与是仲明论学书》、《与姚孝廉姬传书》等。其中尤以《孟子字义疏证》爲代表，以诠释《孟子》的形式，阐述有关教育理论基本问题的见解。戴震注重实学教育，常把数学、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列爲学生必学的内容。他汲取西学有关科学知识，撰写《原象》、《勾股割圆记》、《绩天文略》、《水地记》、《自转车记》等很多有价值的科学著作，校订了《水经注》、《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等古籍。

　　戴震继承并发展明清之际的啓蒙思想，对程朱理学教育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针对程朱理学的「道即理」和「理在气先」之説，提出「气化即道」和「理在气中」的观点，説：「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孟子字义疏证》）「阴阳五行，道之实体也。」（《同上》）「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而条理者，化之流。」（《原善》）在戴震看来，道和阴阳五行都是物质的，而理只是气的自然变化，运动的必然法则，是事物的条理。他反对程朱理学「性即理」的説法，认爲人性来自天道，人道来自人性，「天道，五行阴阳而已矣，分而有之以成性」（《原善》），「人道所由立也，咸出于性」（《同上》）。这些见解，从根本上否定了程朱理学的教育理论基础。

　　戴震主张血气心知是性之实体，人性是血气心知之欲，认爲性的内容包括欲、情、知三方面，「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孟子字义疏证》）他肯定人欲的存在，欲是自然，理是必然，自然归于必然，理存于欲。程朱理学把人性分成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否定人欲的自然性，视欲爲恶，认爲人欲出自气质之性，因而把「存天理，灭人欲」作爲教育的方向，强调变化气质之性以恢复义理之性。戴震坚决反对这种理论，谓「后儒冥心求理，其绳以理严于商韩之法，故学成而民情不知，天下自此多迂儒，及其责民也，民莫能辩，彼方自以爲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衆也。」（《与某书》）「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同上》）

　　在批判理学的基础上，戴震提出「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教育主张。他説：「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孟子字义疏证》）「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同上》）在他看来，言理必以情欲爲基础，不能离情欲而空言理，圣贤之道不在于无欲，而在于以无私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使天下人的正当欲望获得合理的满足。他认爲教育应当养「通民之欲，体民之情，故学成而民赖以生。」（《与某书》）

　　戴震主张须用扩充学问，合理地节制情欲以造就人才。他所理想的人才，是智、仁、勇三者兼备。智，就是努力学习以解蔽明理，不以私害欲，不以蔽害智，以达于圣智；仁，就是修人伦日用实事之道，以仁爲最高行爲准则，使行之不私而无失，遂己之欲，推而广之能遂人之欲，达己之情，推而广之能达人之情；勇，就是当行则行，当爲则爲，不奴于人而自强不息。他説：「天下古今之人，其大患，私与蔽二端而已。私生于欲之失，蔽生于知之失；欲生于气血，知生于心。」（《孟子字义疏证》）认爲去私莫如强恕，解蔽莫如学，由学而进于明便可解蔽，充分肯定学习的重要性。

　　他认爲学习可以使德性由蒙昧而达圣智，可以使人从愚昧而至聪明，可以使人的心知认识事物的本质规律。「人之初生，不食则死；人之幼稚，不学则愚。食以养其生，充之使长；学以养其良，充之至于贤人圣人，其故一也。」（《同上》）又説：「形体始乎幼小，终乎长大；德性始乎蒙昧，终乎圣智。其形体之长大也，资于饮食之养，乃长，日加益，非复其初；德性资于学问，进而圣智，非复其初，明矣。」（《同上》）理学家认爲「自家原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只是因爲理爲形气所污坏，故学焉以复其初」。戴震指出这种主张必然会贬低形体血气和学习知识，只「冥心求理」，「详于治敬而略于治学」，推到极处，是对教育和学习的否定。

　　戴震认识到人的才质各有等差，「人与人较，其材质等差凡几？古圣贤知人之材质有等差，是以重问学，贵扩充。」（《孟子字义疏证》）认爲才质上的等差可以通过学习来消除，人的心知明昧各殊，但皆可学以牖其昧而进于明。他不同意「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説法，认爲「人虽有智有愚，大致相近。」（《同上》）所谓「下愚不移」，讲的是自絶于学，是以不移。指出智愚只是程度上的差异，并非本质上的对立，如因才而进之以学，虽愚必明。

　　戴震主张学贵精不贵博，认爲知得十件而都不到地，不如精通一件的好。但他并不排斥广博，説：「闻见不可不广，而务在明于心。」（《孟子字义疏证》）又説：「僕闻事于经学，盖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与是仲明论学书》）要求「徵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馀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传其信，不传其疑，疑则阙」，深思自得才能达到「十分之见」（《与姚孝廉姬传书》）。他反对记问之学，强调学习贵在消化。説：「苟知问学犹饮食，则贵其化，不贵其不化。记问之学，入而不化。」（《孟子字义疏证》）认爲学者应善于问学，把外界的知识消化爲自己的养料，方能自得之而居之安，资之深，取之左右逢其源。

　　在学习方法上，戴震提倡实事求是，认爲爲学须「空所依傍」，「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答郑丈用牧书》），既不应掊击前人而表暴自我，也不应迷信前人，作他们的尾巴；既不以先入之见爲主，也不以私智穿凿附会。他认爲学习须有一个正确态度，即「不爲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答郑丈用牧书》）沽名钓誉，是应该摒弃的。他认爲：「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爲古圣贤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与某书》）「夫今人读书尚未识字，辄目训诂之学不足爲。其究也，文字之鲜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能通，妄谓通其心志。」（《尔雅注疏笺补序》）以此提出了由词以明道的爲学之方：「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与是仲明论学书》）这一学习思想方法，开闢了重考据的学风。他説自己治学，不外以字考经，以经考字，要求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爲定。强调研读经书应从文字、音韵、训诂等基本工夫入手，辨识字义词意，才能弄通经书的思想内容。如果有一个字理解不正确，就会误解文意，从而达不到明道的目的。他认爲汉儒有师承，其中也有附会；晋人的穿凿则更多；宋明以来的学者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不作考校的基本工夫，更是主观臆断，往往凭一己私见，硬説成是古圣贤的意见，结果他们于天下事，就按照自己所谓的理而专横武断处置，造成大道失而行事乖，以致天下受其咎。

　　在戴震看来，义理乃是由语言、名物、典章、制度的训诂考据而来，建立在训诂考据上的义理才有根据，才是实事求是，这样可以避免理学空言义理的牵强附会的説教。他不是爲考据而考据，而是把考据作爲建立义理的一种手段，这有别于重训诂而轻义理的汉学，也不同于重义理而轻训诂的宋学。戴震学术思想的核心，就是义理，他与理学家争论的焦点即一个「理」字。《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是戴震採用考据的方法，批判程朱理学，阐发自己的哲学理论和教育思想的力作，他説：「僕生平著述，最大者爲《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段玉裁《戴先生年谱》）

　　戴震重视考据的学习思想，在乾嘉朴学家中産生了共鸣，考据学蔚爲一代思潮，而其教育哲学思想却未得到认同。章学诚指出：「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爲戴之絶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説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文史通义·书朱陆篇后》）由词明道作爲一种实证求知的方法，含有很多合理的因素，但也存有很大的局限性，流弊所及，使学者脱离社会实践而陷入烦琐考据之中。

　　有关研究著作主要有：胡适《戴东原的哲学》、周辅成《戴震》、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和毛礼鋭等《中国古代教育史》有关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