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国图志》，一百卷。近代魏源编撰。初刻于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爲五十卷本，后于道光二十七年增订爲六十卷，最后于咸丰二年（一八五二）重补成一百卷。其后翻刻版本有十馀种，今通行的有一百卷本和六十卷本，较常见的爲光绪二年（一八七六）魏源族孙魏光焘重刻的甘肃平庆泾固道署重刊本。

　　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道光进士。历任江苏东台、兴化知县，后补高邮知州，一生大半时间充任幕僚和从事编著。曾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聘请，代爲编辑《皇朝经世文编》。他曾从刘逢禄学《公羊春秋》，与龚自珍爲挚友，属今文经学派，主张「经世致用」，提倡改革内政，对治河、盐政、漕运、教育等方面都提出了改革建议。他抨击脱离实际、专重考证和空谈性理的学术风气，指出「国家欲兴数百年之利弊，在综核名实始。欲综核名实，在士大夫捨楷书帖括而讨章程、讨国故始」。揭露科举制度是「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强调培养济世人才的重要性，所谓「今夫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材不竞之谓贫；……故先王不患财用而惟亟人材」。主张「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他也是中国近代最早主张了解外国，学习西方的思想家。著作还有《圣武记》、《元史新编》、《古微堂集》、《魏源集》等。生平事迹见黄丽镛《魏源年谱》、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陈景磐《中国近现代教育家传》等。

　　《海国图志》是中国人自己编撰的最早介绍世界各国历史沿革、地理风貌及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教育和宗教的巨著。《海国图志叙》言，此书「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四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其百卷本参考和徵引的文献数量多，范围广，涉及中外古今各类书刊，除以《四洲志》爲基础外，并引用了历代史志十多种，各家著述七十多种。此外，还有各种奏摺和一些亲自瞭解来的材料。该书虽以辑录爲主，但也阐发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卷一、卷二的《筹海篇》及各部份的叙文、按语等表达了作者对政治、经济、海防的见解，抒发了强烈的反抗侵略的爱国主义情感。而且，此书并非仅把材料作简单堆砌，而是下了很大的「鈎稽贯串」的功夫，无论在材料选取，还是全书结构佈局上，都体现了作者的匠心所在，都是爲实现「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目的服务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全书的主旨，即要学习别人的长处，必须先了解对方，「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作者感叹外人对中国情形虚实注重瞭解掌握，而中国反无一人了彼情僞，无一事师彼长技，强调「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认爲夷之长技有三：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鉴于英国是当时侵略中国的主要敌人，作者尤「志于英夷特详」，认识到英国「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且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逐雄岛夷」。中国应该「塞其害，师其长，彼且爲我富强。捨其长，甘其害，我乌制彼胜败」。并以俄彼得大帝先赴西洋学其长技，后致国家强大称雄的事例激励国人，「国以人兴，功无倖成，惟厉精淬志者，能足国而足兵」。并豪迈地宣告，中国地广人杰，文明悠久，一旦「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

　　该书涉及西方教育的有下列数卷，如卷三十七《大西洋各国总沿革》中，介绍了欧洲的学校教育制度、所设学科、考试方法等，「欧罗巴诸国皆尚文学，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小学选学行之士爲师，中学大学又选学行最优之士爲师，生徒多者至数万人」。小学曰文科，分四种：古贤名训、各国史书、各种诗文、文章议论。学者从七、八岁到十七、十八岁，学成后，由本学之师儒试之，优者进入中学。中学曰理科，有三家：初年爲辨是非之法；二年爲察性理之道；三年察性理。学成后，又试之，优者进大学。大学分四科：医科、治科、教科、道科，听人自择，学习数年后，又严考之。考试方法爲：师儒群集于上，生徒北面于下，一师问难毕又轮一师，果能对答如流，然后取中。任事后，还要考察其政绩，并厚以养廉，杜絶贿赂。除四科大学外，还有度数之学。西国所读书籍皆爲圣贤撰著，从古相传，而一以天主经典爲宗，即使后贤所作，也必合于大道，有益人心，才允流传，并专设检书官对书籍的出版发行进行检控。都会大地皆有图书馆，供人读书、学习。在卷五十一《英吉利国广述》中，描述了中英语言的不同，以爲英语简单，使读书容易，数日间即可学之，故此学者无不通习文艺，如国史、天文、地理、算法，不晓者则不齿于人。英国国立太学、郡中学、乡小学、延师教读，分科以习。国学生馆计三万八千间，入学者百二十七万馀人，用费或自出，或捐自他人，或出自国家。小儿自二岁以上，又立赤子学，女人办之。其大学藏书丰富，盛膳以供养学生，必艺术贯通乃推用焉。学医者，除去病院实习，还有专门的人体解剖标本实验室供研究之用。还翻译中国的四书五经及各种著述。卷五十九《弥利坚总记》，除介绍一般的学制，还特别指出，其国对习学六艺超衆者予以奖赏，对能自创新制、开前人所未及，爲今人所乐效者，亦奖赏之。并且「男女皆可以爲师」。这些描述儘管零碎、肤浅，但毕竟爲国人打开了一扇瞭解西方教育的窗口。

　　《海国图志》不仅介绍了西方的器械技艺，还对资本主义的民主政体及男女平等的社会习俗表现了关注和羡慕。如谓英国「国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满衙门公议乃行」，「又刊印逐日新闻纸以论国政，如各官宪政事有失，许百姓议之」。社会上尊卑相见，皆立不跪。嫁娶择配皆女自主之，并实行一夫一妻，富贵贫贱皆一妻无妾。美国，「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衆可可之，衆否否之，衆好好之，衆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狥同。」这些认识表明作爲思想家的魏源确实站在当时睁眼看世界的前列。

　　《海国图志》把中国人从对世界的愚昧无知导向一个开放的新天地，其知夷、师夷、进而制夷的思想，在国内外均産生了积极的影响。不仅洋务派的自强求富运动利用了它，冯桂芬等爱国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继承了它，康有爲阅读后，把它作爲讲西学的基础，进而对戊戌维新産生了一定的作用；而且，英人威妥玛（Thomas F·Wade）曾将其部分内容译成英文，向西方介绍，德国传教士郭士立（Charles F·A·Gutzlaff）将该书摘译后，供西方研究中国者参考，东邻日本更是辗转翻刻，传播深广，它帮助日本的开国者瞭解世界，认识国情，与明治维新运动有着密切的关係。

　　由于历史的局限和学术水平的限制，该书在资料辑录和一些观点的阐述上，均有着不够完善和值得商榷之处。比如，在汇编原有资料时，未对其错处加以订正和説明，作者提出的「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等看法，也不无可议之处。但在一百多年前，能産生如此浩博的巨著，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是勿庸置疑的。

　　自作者同时代人陈澧起，其后李慈铭、王韬、梁啓超等都对《海国图志》作过介绍和评述，建国后也有一些研究。主要研究著作可见陈澧《东塾集》，冯桂芬《显志堂稿》，杨慎之、黄丽镛《魏源思想研究》，毛礼鋭、沉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等书的有关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