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雅疏证》，十卷。清王念孙著。成书於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通行版本有嘉庆元年（一七九六）王氏家刻本、道光九年（一八二九）学海堂《皇清经解》本、一九八四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家刻本等。

　　王念孙（一七四四——一八三二），字怀祖，号石臞，江苏高邮人，音韵学家、训詁学家。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进士，歷任工部主事、御史、直隶永定河道等职。嘉庆四年（一七九九），清仁宗亲政，首劾大学士和珅，天下比为凤鸣朝阳。早年师事戴震，受声音文字训詁之学。分古韵为二十一部，至（即质部）、祭（即月部）、缉、盍（即叶部）四部独立，侯部有相配入声，皆是其创见。在训詁学上，“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成就突出，影响巨大，是清代语言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与段玉裁并称段王之学。主要著作有《读书杂志》、《广雅疏证》、《古韵谱》、《导河议》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清儒学案》卷一百有传。

　　王念孙曾从戴震受音韵、文字、训詁之学，篤好经术，尤精於小学。他本潜心於《尔雅》、《说文》，因见邵涵作《尔雅正义》、段玉裁作《说文解字注》，遂不再为之，而将全部精力和学识投入《广雅疏证》的撰述。自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秋动笔，至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秋冬间完成了九卷，第十卷则用其子引之之稿。嘉庆元年（一七九六）正月，他为此书作序且付梓，不久便有刊本问世。初刻本卷首有王念孙、段玉裁的序；次为张揖《上广雅表》；再次便是对《广雅》的疏证，其十卷各分上下，故陈鱣称二十卷（《简庄缀文。广雅疏证跋》）；书后附王念孙所校隋曹宪《博雅音》十卷，初稿可能作三卷，故阮元称王书为二十三卷（《王石臞先生墓志铭》）。至於后世称三十二卷（《清史稿》）、三十三卷（《国朝耆献类徵初编》），盖为“二十三卷”之误。

　　《广雅疏证》是一部系统整理、阐述《广雅》的著作。三国魏张揖的《广雅》一书，虽广收古代经传之训、诸子之注、辞赋之解、讖纬之记、字书之说，“周秦两汉古义之存者，可据以证其得失，其散逸不传者，可藉以窥其端绪”，但因歷经误抄、妄改、散佚，讹脱甚多，加之《广雅》原也有错误，故一般人很难释读。王氏父子以其丰富的语言积累，冲破了文字形体的束缚，以古音求古义，博考羣籍，触类旁通，凡各种古训皆搜括而通证之。故其书不但补正了《广雅》的缺失与讹误，而且大大地丰富了《广雅》的内容，因而“学者比诸酈道元注《水经》，注於经云”（《清儒学案小传》）。实际上，此书乃是王念孙借《广雅》一书以畅述其音韵、文字、训詁之学识的集大成之作，故阮元曰：“此乃藉张揖之书以纳诸说，实多张揖所未及知者，而亦为惠氏定宇、戴氏东原所未及。”（《王石臞先生墓志铭》）因此，它是清代语言学史上成就较高的小学要籍。

　　本书之篇章次序一仍《广雅》，对其训释，逐条加以疏证。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补正《广雅》文字。共计“讹者五百八十，脱者四百九十，衍者三十九，先后错乱者百二十三，正文误入《音》内者十九，《音》内字误入正文者五十七。”（见王序）并详举其根据。如《释詁》“君也”条据影宋本纠正了各本“官”讹为“宫”之误；“大也”条据李善注《魏都赋》所引《广雅》补“浩溔”二字。

　　二、辨证张揖误採。张揖编辑《广雅》，搜罗甚为广博，但也有因误解而误收的。王氏不囿於“疏不破注”的传统戒条，对於“张君误采，博攷以证其失”（王序）。如《释詁》了…比，乐也”条，《疏证》云：“比者，《杂卦传》‘比乐师忧’，言亲比则乐，动眾则忧，非训‘比’为‘乐’、‘师’为‘忧’也。此云“比，乐也’，下云‘师，忧也’，皆失其义耳。”

　　三、纠正先儒误说。如《史记。李斯列传》：“向縞之衣，锦綉之饰。”徐广《史记音义》解“阿”为“齐之东阿县，繒帛所出”。《疏证》在《释器》“……练也”条指出：“”字通作“阿”，并引证古注，说明“阿、縞皆细繒之名，非以其出自东阿而谓之阿縞也”，从而纠正了徐氏“望文虚造而违古义”之失。《疏证》一书屡云“解者失之”，多属此类，值得注意。

　　四、揭示《广雅》体例。张揖之书，虽自有条例，卷首却无“凡例”以著明之。王氏对其条例时有所发，如《释言》“汉，怕也”条下说“《广雅》属辞之例皆本於《尔雅》”；《释言》“匐也”条则论及该篇内无连举三字而加以解释的惯例；《释器》“簀第”条下指明该篇凡一器有两个名称的，就写作“某谓之某”，有三个名称以上，便依次写录，用一个“也”字总承之。另外，《广雅》也承袭《尔雅》惯例，用一个多义字来解释一组包含几类不同意义的字，《疏证》对此也有陈说。如《释詁》“有也”条下云：“、或、员、方、云为有无之有，仁、虞、抚为相亲有之有。”

　　五、疏证《广雅》的训释。这是《疏证》最主要的内容，绝大部分的篇幅即是对《广雅》各条义训的疏通、证明、阐发。如《释詁》“乘，二也”条下证明“乘”在古有二的意义，说：“《方言》：飞鸟曰双，雁曰乘。《周官，校人》：乘马。郑注云：二耦为乘。凡经言乘禽、乘矢、乘壶、乘韦之属，义与此同也。”

　　六、兼涉同源探求。《疏证》不仅疏通、证明《广雅》的训释，而且多处阐发作者对同源词的探讨。如《释詁》“微也”条下《疏证》多举例证，然后云：“凡言几者皆微之义也”、“凡言眇者皆微之义也”、“凡言蔑者皆微之义也”。有时即使未明言“凡言×者皆×之义”，也多有对同源词作探讨的，如《释詁》“大也”条中疏证“般”字时所学的“胖”、“幋”、“声”、“磐”等。

　　七、校正曹宪音释。隋曹宪所作《博雅音》，通行本散入卷中，主念孙将其抽出附於书后，且作了认真仔细的校订。

　　《广雅疏证》之贡献，不仅在上述几项具体工作，更在於研究方法之革新。段玉裁序其书云：“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怀祖氏能以三者互求，以六者互求，尤能以古音得经义，盖天下一人而已矣。”王念孙自序亦云：“窃以詁训之旨，本於声音。……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王氏父子能冲破字形的束缚，由形得音，由音求义，这就摆脱了传统的语文学方法，真正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书面文献了。

　　除以上所述外，该书还有两个优点。

　　一是博考典籍，取证宏富。作者不但对唐以前的文献作了普遍的考察，而且对唐以后的类书、字书、注释之作也广为採揽。如方以智的《通雅》、顾炎武的《左传杜注补正》等，而《释草》以下各篇的疏证，甚至“得之目验”而后成（如《释草》“芴也”条）。

　　二是实事求是，态度严谨。如《释詁》“正也”条《疏证》乃考“诸书无训集为正者”，然后才下结论说“集当为准”。《释詁》“生也”条下王引之说“遍考经传及唐以前书，无以‘字”为许嫁者。”

　　本书的缺陷是：一、体例不尽完善。《疏证》对《广雅》之文字并非都作疏证，其中有浅显而不必作解者，但也有因不知而闕如者。而王氏於两者未加分辨。如《释詁》“大也”条中“博”、“巨”、“广”等固浅显而不必作解，但“匯”、“”、“”、“”之训为大，似乎不能不加疏证，如其不知，宜加“未详”。二、使用术语不尽精确。如《释詁》“小也”条《疏证》云：“靡么古同声。”而“微也”条却说“靡与么声近而义同’。“声同”、“声近”混用不分。三、疏证校订或有失误。如《释詁》“道也”条，王氏见“诸书无训鲁为道者”，於是认为“鲁”字当在下文“纯也”条内，是“后人传写误入此条耳”。其实，“鲁”同“旅”，“旅”，途也，亦即道也，《广雅》本不误（参俞樾《广雅释詁疏证拾遗》）。四、徵引典籍或有疏漏。如《礼记。月令》：“处必掩身。”《释詁》“障也”条下《疏证》徵引时夺“身”字。

　　《广雅疏证》成书后，王念孙仍未中止其研究工作，他或在书上加眉批，或另写墨签夹入书中。光绪间，黄海长得王氏手批本（缺第八、第九两卷），便将王氏之补正单行刊出，此即光绪庚子（一九〇〇）所刊《广雅疏证补正》，未全。后来罗振玉又得王氏手批本，且有八、九两卷，便重加抄录，刊入《殷礼在斯堂丛书》，现中华书局等影印本即据后者影印。此《补正》出於王念孙之手，十分可贵。后来的学者如俞樾撰《广雅释詁疏证拾遗》一卷（《俞楼杂纂》卷三十三）、王树称撰《广雅补疏》四卷（《陶庐丛刻》）、王士濂撰《广雅疏证拾遗》二卷（《鹤寿堂丛书》）、张洪义撰《广雅疏证拾补》（稿本）、陈邦福撰《广雅疏证补释》（《中国学报》一、二册）、黄侃撰《广雅疏证笺识》（《训詁研究》第一辑）、蒋礼鸿撰《广雅疏证补义》（《文献》第七、八辑）等等，皆对王书有所补正。至於周祖謨、裴学海等许多学者都有关於《广雅疏证》的专题论文，对该书的成书、体例、内容、成就、缺点及其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地位等等，都有所探讨和论述。另外，钟宇讯对该书作了点校，指出了该书误字十餘处，且把王念孙作过补正的地方加圈标出，甚有益於读者（见中华书局影印本）。而江苏古籍出版社的影印本则编製了词目索引附於后，便於读者查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