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三十年（1850年），闿运十九岁，应县试，以第一名入学（即中秀才）。中秀才虽不比金榜提名，却也是小登科，是王门多少年没有发生过的荣耀幸事。这一年，王闿运回到湘潭云湖桥昂角塘祭祖。他所看到的故乡与鸦片战争后全国的颓势一样，官场颟顸，民生凋蔽，故宅九栋皆倒，仅余三椽，九塘七湾十三坝昔日万顷王家庄业，斥卖殆尽，宗门衰落，多不能自存，于是作《石泥塘行》：

北风吹雨山沥沥，远树空蒙冻云涩。泥深踯躅不得前，暂避茅檐转愁急。我来投宿无所投，荒村寥落经深秋。此乡先世旧卜宅，良田华屋皆虚丘。闻道朱楼盛东陌，当时台榭生颜色。私家休养逢盛世，天下无兵有耕织。岂知贱谷贵金银，今日万钱三十石。我寻遗迹无百年，茅茨倒塌双门偏。其中男妇坐丛杂，数日已见厨无烟。饥驱一饭忍更累，且沽市酒邮亭眠。芒鞋丈人于我厚，遗我四百青铜钱。此皆经岁积储得，受不敢却心茫然。以兹感激动嗟喟，满目荒山极愁思。道旁衰病头白翁，强说南巡盛时事。吾宗衰薄盖有由，抚时感事增烦忧。频年水潦荡荒土，沟壑冻馁无入收。夫夷兵革斗未息，浔、梧夜鬼声啾啾。天心无气颇萧瑟，慎须酝酿调燮谋。悲吟苦夜不能道，暮色苍茫生远愁。

王闿运一生作有两篇《石泥塘行》，皆为名篇，近代诗坛称之为前后《石泥塘行》。此篇早出，称前《石泥塘行》。诗作以湘潭移风王氏家族兴衰为线索，寓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起事十数年的一代变迁，哀感玩艳，既惹人黍离之悲，亦可存湘潭经济社会变迁的第一手资料。

“悲吟苦夜不能道，暮色苍茫生远愁”，好一个“远愁”，国事蜩螗、家道兴替已无所不包，而愁弥漫无际；远愁既生，远虑必有。

王闿运此时所思所想究竟是些什么呢？王代功《年谱》叙此年事如是说：“自广东烧烟事起（鸦片战争，林则徐虎门销烟），宣宗尤畏疆臣生事，故各省大吏均以镇静为主；诸生肄业者，犹谨守卧碑圣谕诸训，不敢论列天下事，虽乱象已成，而士子欣欣向学。湖南风气颇与道光初年异矣。”这段话说得比较隐晦，从中我们能够得到这样一些消息：士子议论时政，慨然以医国救民为已任；湖南学风丕变，不再以乾嘉考据和宋学空谈性理为依归。本不喜科举和宋学的王闿运，正是这种学术思想变迁的导引者之一。此期他开始研习经史，手抄《史记》成帙，日夜读之，欲建立以经学为根、史学为干、诸子百家为枝、诗文词章为叶的知识体系，通五经之旨，达孙吴之机，集古今有用实学于一身，目的就是要用“通经致用”，救一世空谈之弊。

咸丰、同治时期湖南文风的丕变，滥觞于“兰林词社”。

咸丰元年（1851年），由李寿蓉（篁仙）发起，王闿运、龙汝霖、邓辅纶、邓绎五位志同道合者结成兰林词社。在此之前，道州何绍基、邵阳魏源、武陵杨彝珍、新化邹叔绩、宁远杨季鸾、湘乡刘蓉的诗古文词，恣肆文坛，有“湖南六名士”之称，崇宋学，究性理；文推韩（愈）欧（阳修），诗学苏（轼）黄（庭坚）。王闿运等不甘心让他们专美于前，因自号“湘中五子”。他们摈弃当时湖南流行的所谓诗古文，诗取潘（岳）、陆（机）、谢（灵运）、鲍（照），文推汉魏，学采古今。他们认为九流百家均是通经之杰，都得到了圣人经学的某一个方面，因而各有其长，学者不应为后儒所限而画地为牢，他们从经、史、子、集中吸取智慧，言经言术，以治用为归。他们是一群乳虎，丘岗初现踪迹，丛林已有披靡之风。社日集会，分韵赋诗，结伴游历，渔火湘江畔，夜月定王台，秋雨宝庆（邵阳）道，大雪祝融峰（南岳主峰），……青春激其才思，江山壮其藻采。他们的学问、诗文赢得了天下士人的喝彩。湖湘文学迎来执牛耳的时代，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遭。

光绪二十年六月，王闿运主讲船山书院，剩船经石弯，南岳在望，忆及当年五子同游之地，作《石弯》诗：“当年飞鞚指城楼，十里扬鞭跃紫骝。一蹴青云竟何益，重来芳草不胜秋。……”青云之气，仍跃然纸上。

湖湘鹰扬文坛，不应该忘记当时湖南的提学张金镛。张金镛，字韵笙，号海门，浙江平湖人，道光二十二年（1842）榜眼，咸丰五年（1855）出任湖南学政。他莅任的第一个功绩是为因太平天国战争停摆的湖南地方科举考试的恢复注入了动力。第二个功绩就是他“待士甚宽”，对武陵蔡子纯、溆浦严咸、湘潭蔡与循及王闿运、长沙杨恩寿这帮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年轻人格外礼遇，时常招邀这批学子进入试院怀清堂，饮酒论文。张学使尤其欣赏王闿运、杨恩寿、嵇胜、蔡毓春，“称王、杨、嵇、蔡为‘四子’，比作初唐四杰”（杨恩寿：《坦园日记》），认为他们的文章已脱洗尽曾国藩、罗泽南时代的道学气，如高髻云鬓，丰容盛鬋，不妨其丽。张金镛这样的举动在当时相当不易。湖南文坛尊曾国藩、汤鹏、何绍基、周寿昌等为坛主，他们或为翰林、居京官，或在地方掌文衡，朝野以为其文章遭际，博大光显，岂是二、三小子张皇鼓噪可比？果然，他抑宋学启新风的举动，受到了湖南官绅普遍的訾议，到了同治五年，硕学老宿罗汝怀序湘潭黎吉云（黎锦熙之父）《黛方山庄诗集》还在说：“咸同之际，一二学使提倡风雅，邦人靡然从风，流连景物，矜尚藻采，题多赋物，作必连篇。时之风尚使然，莫以为诗之道不如是也。”俨然张金镛就是弃宋学开风气的祸首。光绪年间，经世风起，学者才开始意识到张金镛为湖南造士的功绩，“张金镛督学湖南，奖诱后辈特勤，才思稍异，即招至后堂，赐酒食笔墨，劝之勤学。放黜者有佳句，辄标举之，一时才俊争愤于学。至今儒生谈海门先生故事，辄欷歔感叹。”（朱克敬：《瞑庵杂识》）

从兰林词社跨咸（丰）同（治）、入光（绪）宣（统），王闿运、邓辅纶等诗名日壮，诗坛渐有湖湘派之目。郭嵩焘在《谭荔仙西照堂诗集序》中说：“今天下诗盖盛于湘潭，尤杰者曰王壬秋、蔡与循（湘潭人，王闿运妻弟）。其言诗，取潘、陆、鲍、谢为准则，历诋韩、苏以降，以蕲复古。”稍后沈其光《瓶粟斋诗话》称：“有清咸、同间，湘潭王湘绮闿运名倾朝野，世所称湖湘派者也。”郭嵩焘、沈其光是以地域为主进行界定。近世钱仲联认为诗学之盛极于晚清，其途有四，湖湘是极其重要的一途：“ 远规两汉，旁绍六朝，振采蜚英，骚心选理，白香（邓辅纶）、湘绮（王闿运）凤鸣于湘衡，百足（高心夔，江西湖口人）斐村（刘光第，四川人，戊戌六君子之一，王闿运的弟子）鹰扬于楚蜀，此一派也。”则是以诗学主张及其承继关系定其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