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字研究》二卷。近人郭沫若著。一九三一年上海大东书店初版，为手写石印綫装本。

　　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原名郭开贞，字鼎堂，笔名甚多。四岁时即受家塾教育，熟读诗书经史。一九一三年中学毕业，次年赴日本留学。一九二一年出版新诗集《女神》，组织“创造社”。一九二三年毕业於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一九二六年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一九二八年旅居日本，开始研究中国上古史、甲骨文和金文。陆续完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卜辞通纂》等，系统而综合地研究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和纹饰，对文字、史实和年代的考证，贡献很大。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到中国，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屈原》、《虎符》等歷史剧。一九四九年以后，歷任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等。郭氏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平生著述极丰，今有《郭沫若全集》行世。

　　郭沫若於一九二八年寓居日本时开始研究甲骨文字，一九二九年夏便写出了《甲骨文字研究》。初版时有一九二九年的“自序”、“序录”、一九三〇年的“自跋”两篇和“后记”一篇。全书收录甲骨文字的考释论文十七篇。第一卷收十六篇：释祖妣、释臣宰、释寇、释攻、释作、释封、释挈、释版、释耤、释朋、释五十、释龢言、释南、释繇、释蚀、释岁。第二卷收释支干一篇，分为十节：支干表、十日、十二辰、何谓辰、十二辰古説、十二辰与十二宫、岁名之真伪、十二次、餘论、附录。

　　郭氏研究甲骨卜辞，不拘泥於文字史地之学，志在探讨中国社会之起源，立意颇高，而又在“自序”里指出“文字乃社会文化之一要徵”、“欲进而追求文化之大凡，尤捨此而莫由”。与《甲骨文字研究》同时写成的还有《卜辞中之古代社会》，后者对商代的生產状况和社会组织进行了理论性的探索和概括。在考释方法上，对罗振玉、王国维的成说去粗取精，补充修正，注意卜辞的文法结构，不斤斤於一字一词的发明考证，在对商代社会的总体把握中考释甲骨文字，因此多有创获。《释祖妣》一文，根据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考释了祖（且）、妣（匕）的本义，论证了上古时代的生殖崇拜、宗教起源、婚制的发展，并由此对古籍中有关记载作了创造性的解释。如《墨子·明鬼篇》“燕之有祖，当齐之有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前人於此“祖”字即多不得其解，清人毕沅以“祖”为祖道，王念孙认为乃祖泽，孙詒让以为王说近是，而俞正爕则以为“祖”可能是“驰祖”。郭氏指出“祖与社，古人每对言”，“祖、社同一物也”，“古人本以牡器为神，或称之祖，或谓之社，祖而言驰，盖荷此牡神而趋也。此习於近时犹有存者，往岁於仲春二月上巳之日，扬州之习以纸为巨大之牝牡器各一，男女羣荷之而趋，以焚化於纯阳观之前，号日迎春。所谓‘男女之所属而观’者，殆即此矣。”对《墨子》这段聚讼纷紜的记载，郭氏以甲骨文字考释为基础，以民俗为辅佐，所作詮释颇能令人信服。

　　其餘如《释臣宰》认为古文字中的“臣”和“民”都是“古之奴隶”，“宰亦犹臣”，阐述了商代奴隶的名称、来源、逋逃及身份、升迁，进一步对奴隶制作了论述；《释耤》则论农具；《释朋》论币制；《释岁》、《释支干》论天文历法，《释五十》论数制，等等。在考证具体文字上也常能独创新意，超迈前人，如《释五十》一文在分析了甲骨数字分书和合书的现象后，指出罗振玉把甲骨文中的“五十”和“十五”均读为“十五”的错误，揭示了甲骨文中“五十”、“六十”等数字合书的特殊形态。

　　郭氏开创了为探讨古代社会的实际而研究古文字的道路。《甲骨文字研究》乃郭氏的第一本甲骨文研究专集，由於材料及具体歷史条件的限制，初版中的不少看法是不太正确的，所以本书在一九五二年重印时，作者写了《重印弁言》，在篇目上作了增删，删去了释寇、攻、作、封、挈、版、南、繇、蚀等九篇，增加了《释勿、勿》（曾收入《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一篇。郭氏在《重印弁言》中强调了“这些考释，在写作当时，是想通过一些已识未识的甲骨文字的阐述，来了解殷代的生產方式、生产关係和意识形态”的初衷，纠正了初版中“把殷代看成金石并用时代和原始氏族社会的末期”这一错误的看法，指出《释支干》一篇中所谈的“十二支起源的问题，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一个谜”。本书一九六一年作为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十号，由科学出版社再版重印。一九八二年在《郭沫若全集》出版时，被收入《全集》的考古编（一）中。《全集·考古编》中的《甲骨文字研究》，因《全集》的编者增补了校勘和注释，注释皆録在眉端，是较理想的本子。

　　有关《甲骨文字研究》的研究，可参考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王宇信《甲骨学通论》的有关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