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法论》，近人何容著。成书於一九三七年。主要版本有：一九四二年独立出版社初版本、一九四九年开明书店改版本、一九五七年新知识出版社重印本、一九八五年商务印书馆重排本。

　　何容，生年不详。语言学家。曾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从黎锦熙学语法。一九二七年参加过北伐军。一九三五年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抗战时期，曾在西北师范学院任教，后任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一九四六年赴臺湾，任臺北国语推行委员副主任。著作有《中国文法论》、《简明国语文法》等。

　　《中国文法论》是作者依据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文法的讲义，经过改写而成。他把《马氏文通》以来直到三十年代的主要文法著作做了比较、分析和归纳，从语言学理论的高度加以评论、总结，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全书分八个部分，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一、“文法浅说”，从一般语言学的理论出发，探讨文法、文法学和研究文法的方法。作者认为，文法指“语言的表意方法”。从形式上分，各种语言的表意方法有词的顺序、词的结合、重迭、音变、重音和声调、附加成分等六种。“一个方法不一定只表示一种意思，一种意思也不一定只用一个方法来表示。”“考察出这种表意方法而予以系统的说明，就成为文法学。”作者认为文法学里的意类不是逻辑的范畴，同现实世界也并不相合，而语句的组织也并非都是可以用逻辑的关係来解释的。因此，我们给语句的构造以逻辑的说明，也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说明；在解释到实际意义的时候，往往是不合逻辑的。

　　二、“论中国文法的研究”，讨论中国文法学產生校迟的原因、《马氏文通》以来的文法研究以及中国文法学的方法。作者认为，中国文法学迟迟產生的原因不仅跟汉语本身文法简易有关，而且跟文字有关，“因为语言裹有些该由文法学来说明的现象，被我们记称语言所用的文字给隐没甚至弃掉了”。又认为《马氏文通》以来的文法学，“大体上都因袭马氏的系统，就是有些改变，也不过是改得更像英文法”。即使有创见的文法书，其创见“也只是关於各个词有没有一定的类，名词应该有多少格这些方面的”，“只是给语句的构造一种逻辑的说明”。作者在介绍了胡适、林语堂、陈寅恪提出的研究中国文法的方法以后，批评以往的文法研究，“把欧洲语言的文法里的通则，拿来支配我们的语言”。主张参考Jespersen的《文法理论》，把文法学分为两个部分——morphology和syntax，来建立中国文法学的新系统。

　　三、“论词类区分”，述评《马氏文通》以来词类区分的概况，并提出自己的词类区分标准。作者指出词有定类和词无定类两种不同的主张，前者如陈承泽、胡以鲁等，后者如马建忠、黎锦熙、刘復等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主张，就是词类是由词义的不同而分的”。这两种不同的主张，“都是以讲英文法的书里的说法为根据的”。作者认为，“词的类是从语言自身的表意方法上表现出来的”，“各类词都有其共同的形式上的特徵以别於他类词”，因此词类区分应从形式特徵来分，而从意义出发是不容易说明白的。

　　四、“论语句分析”，评论以往的析句办法，并提出自己的主张。作者指出，析句的目的，“是给语句的构造一种逻辑的说明”。可是以往的文法著作中，析句的观点却由句，即分成几个部分说明各部分间的关係，转移到词，即说明语句中各个词的关係，“就是由逻辑的观点移转文法的观点了”。作者认为，句法指“集字成句的方法”，应该分作三步来讲：“第一、词和词可以发生甚么样的关係；第二、一个句子裹的词和词，应该有甚么样的关係；第三、怎么样使词和词发生成句所需要的关係”。并推崇Jespersen《文法理论》中的附加式、接结式和等级说。附加式相当於偏正关係，接结式相当於主谓关係，附加式不能成句，接结式可以成句，等级说是指语句中不同的结构层次。作者指出，“用这个方法来讲语句构造，既有等级的差别以说明词与词的关係，所谓‘位’或‘格’那种不必要的名目，也就可以不立了；词本身的性格，也就不致於老是和词与词的关係纠缠不清，而成为词类解说上的矛盾了”。

　　五、“论所谓词位”，评论前人的“位”、“次”理论。作考指出，所谓“位”不是“前后左右的‘位置’，而是主、宾、补、领、副、同、呼种种不同的‘职位’”。并强烈地批评说：“已经有了一套名目叫作‘语’，要讲实体词的用法，直截了当的说它作某‘语’就可以了，何必再立一套和语差不多是平行的名目，而绕个弯子説它是在某‘位’呢？”作者指出，《马氏文通》的“次”，和上述“位”并不相同，“次”是论述“实字相涉之义”的。并批评许多人连《纳氏英文法》都不曾仔细读，却要怪马氏“不明理论”。

　　六、论复句与连词，评论前人所讲复句的差异，论说并列复句、包孕复句和单句的划分以及复句的分类。作者主张把包孕复句和单句归到一起，同并列复句对立，因为“所谓并列复句，乃是句与句的连结；所谓包孕复句，却是句的一种特殊构造”。作者指出，复句的分类是根据不同的连结词，但是连结词可以分类，复句却不容易分类。“等立复句和主从复句的分类，就不免有这种情形”。并指出，我们文法书里的复句系统，其基础“不能不说是英文法的复句系统”，分别主句和从句好像根本不符合汉语的习惯，因此刘復把主从、等立两类复句合併，总称为并列式的复句，“是很合理的”。

　　七、《马氏文通》的句读论，详细地分析和评论马氏的“句”和“读”的理论。作者指出“马氏的句读论是不能完全以英文法的术语所表之概念去理解的”，否则“不免要发现《文通》中有许多莫须有的错误”，因而忽略了它的真正的矛盾。马氏句读论的实质是“以中国固有的“句”“读’之名，表西文法所谓sentence和participle phrase相当之实”。但是中国之所谓句读，与西方文法所谓Sentence和phrase属於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是指文章读断法，后者是指语句构造法，“马氏把它混而为一，自不免顾此失彼，以致两皆失之”。

　　八、助词、语气和句类，讨论助词的特点和用法，语气和句类的关係。作者指出，语气的表示用助词，“然而事实上没有助词的语句，也一样可以有语气”。黎锦熙从心理的方面总括出句子的五种语气，这五种心理的态度在语言裹“各用相当的助词来帮助，或竟由助词表示出来”，但是“语言所能表示出来的心理的态度，似乎也不只五种吧”？作者认为，“我们中国语言裹的语句，并不是都要用助词的，依助词所表的语气来分别句类，就有许多语句是无类可归的了。”

　　《中国文法论》是我国第一本汉语语法理论著作，观点比较正确，评价也很公允。它对於早期汉语语法研究中的许多问题的评论和见解，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