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法学初探》，近人王力著。原载《清华学报》十一卷一期（一九三六年），一九四〇年商务印书馆改名为《中国文法初探》出版单行本。

　　作者生平见“汉语音韵学”条。

　　《中国文法学初探》对《马氏文通》以来简单比附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批评，认为汉语语法研究要重视汉语语法的特点，并提出要区分古今语法的歷史观点。本书的旨趣“不在乎搜求中国文法裹的一切系统，只在乎探讨它的若干特性，希望从此窥见中国文法学的方法”。全书共十章，主要讨论六个方面的问题：

　　一、比较语言学和汉语语法。作者认为，拉丁语属於印欧语系，汉语属於汉藏语系，二者的关係相差甚远；从拉丁语法的比较上建立汉语语法，就不免有牵强附会的毛病。“我们对於某一族语的文法的研究，不难在把另一族语相比较以证明其相同之点，而难在就本族语裹寻求其与世界诸族语相异之点。”“比较语言学能帮助我们研究，但我们不能专恃比较语言学为分析中国文法的根据。”最重要的工作是探求汉语语法的特点。

　　二、对待西洋语法的态度。作者认为，古汉语的某些语法区别，如果没有颠扑不破的证据，是不能信其有的，例如名词的单复数、阴阳性，就不能去比附西洋语法的数与性。中国人的心理是只要把两个观念代一定的次序放在一起，就显出它们的关係来。“我们决不能拿中文比附英文，而说‘马壮’是‘马是壮’或‘马为壮’的省略。”作者又指出，每个字只有一个音节，不能认为每个词只包括一个字。因此“我们不能把中国语认为单音缀的语言”。

　　三、死、活语法和古、今语法。认为“凡偶见於书，其后不復为人所用者，就是死文法；凡其用能歷千年而不替者，就是活文法”。而要研究汉语语法，首先必须把死文法“另列专篇，不与活文法混杂”，这样才能系统分明，研究出成效。古文法和今文法，是指“普通说的文言文的文法与白话文的文法”。作者认为文法应分为古今两大类，“至少该按时代分为若干期，成为文法史的研究”。“中国语的词性算是富於弹性的，而中国古文比今文还更富於弹性”，“关於中国古今文法的变迁，尽可以写成部很厚的《中国文法史》”。

　　四、词性和词类。作者分词性为本性、变性和准性三种。本性指“不靠其他各词的影响而能有此词性的”，准性指“为析句的便利起见，姑且准定为此词性的”，变性指“因位置关係，受他词之影响，而变化其原有的词性的”。作者认为最该注意的是本性与变性的分别，并总结出变性的规律十条。作者按照中国人的心理，把汉语的词分作名词、代名词、动词、限制词、关係词、助词、感嘆词七类。主张“形容词与副词不必区别”，称作限制词；“连词与介词不必区分”，称作关係词。这个词类系统改变了《马氏文通》以来词分九类的成说。

　　五、文法成分。文法成分指一般所说的虚词，作者认为“文法成分是文法学的主要对象”，并根据句尾助词能形成语句的不同性质，把汉语的句子分为两大类：（一）名句，也就是表明句，“普通只用‘也”字煞尾”，如“仁，人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二）动句，“普通不用句尾助词，如果用的时候，则於过去时用‘矣’字，现在时用‘也’字”。如“吾既许之矣”、“子曰，不知也”，作者又认为“中文的特点者，仍在文法成分之少用。事物关係之表现，在中文里往往是不显的。”例如表明语与主格的关係，名词用作表明语，可以不用繫词，既可说“孔子，鲁人也”，也可説“孔子、鲁人”。此外，甲句与乙句的关係也往往不用文法成分表现，特别是在古文里。例如假设句，连词“苟”、“若”可以不用。“在这种种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出西文的组织偏重於法的方面，中文的组织偏重於理的方面”。

　　六、汉语中的词序。作者认为“词的次序在中国语里，其固定程度远非西文所能及，所以谈中国文法决不能不谈及词的次序”。并列举了“主格先於其动词”，“目的格后於动词”、“领格先於其所頷之名词”等九条规律。

　　《中国文法学初探》的主要特色是：对以往的语法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反对削足适屨的模仿语法；主张从亲属语言的比较中揭示汉语语法的特点，以建立汉语语法学体系；十分重视古今语法研究的方法，十分重视汉语语法的实际，十分重视古今语法的区分。作者自谓：“这彷彿是一篇宣言，我在这篇文章裹确定了我的研究方向和方法。”（《后记》）但作者主要从意义出发研究汉语语法；主张从语象（即语言观念）或者说中国人的心理上着眼；把词类认作孤立的词的分类，因而有本性、准性和变性之説，这些都为后人所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