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诞生》是尼采第一部产生重大影响力的哲学著作，该书涉及的是哲学中的重要分支——美学。在这一领域，学术界一向重视黑格尔、帕克以及后来的本雅明、阿多诺等人的研究成果，尼采的这一著作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然而，《悲剧的诞生》一书却一直为艺术家和诗人们推崇。仅以我们中国为例，鲁迅、周国平、郭沫若以及现在的“新裤子”、“超载”等摇滚乐队都曾对这一著作产生过浓厚的兴趣。撰写《悲剧的诞生》时，尼采还是一个意气风发、初露头角的青年学者，然而仔细阅读这本书，你会发现他不仅阐述了西方艺术的源头，而且也为他自己的悲剧命运写好了注脚。也许这本书的问世本身就意味着尼采悲剧命运的开始。

尼采在书中把西方艺术的源头归结为日神情结和酒神情结，而尼采尤为推崇后者。酒神情结即迪奥尼索斯情结，此后一直为众多学者和艺术家关注，比如王小波就曾以迪奥尼索斯情结为题写过多篇杂文。在中国文化中，酒神情结也在诗人、隐者和失意者中十分流行。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年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是一个国家分崩离析、战火纷飞的年代，那是一个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极度尖锐的年代，那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大融合、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的年代。在那个时代，产生过一批令后来人神往无比的隐士。他们或不问世事、一心耕读，或放浪江湖、蔑视权贵，或庙堂为官、勤心修身。不管是“隐于野”的小隐，还是“隐于市”的中隐，抑或是“隐于朝”的大隐，他们都有着强烈的迪奥尼索斯情结。例如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先隐于朝而后隐于野)就是一个喜诗好酒、寄情山水的隐士，迪奥尼索斯情结在他身上展现无余;更不用说让无数文人向往的大隐组合“竹林七贤”了。在鲁迅先生的文章里，魏晋士人，自然可以以竹林七贤为代表，与药和酒是分不开的。竹林七贤中著名的刘伶(天地为屋，房屋为衣，赤裸终日)、阮籍(猖狂一生，难效长途之哭)以及他们的精神领袖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都是终日与酒相伴的狂士。由此可见，酒神情结和日神情结的交织在中国文化中同样可以找到映射，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在西方，酒神情结在哲学家、音乐家、画家和诗人中都存在，而在中国，似乎主要是诗人钟情于酒(自然是以酒为命)，而像著名画家吴道子、音乐家李龟年、哲学家朱熹，我们并没有听说过他们好酒的记载，这也许与中国儒家思想的深入影响有着很大关系。可见，中西艺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用“殊而不同”而又“殊途同归”来概括吧!

尼采在书中对西方艺术的这一源头作了深入的阐述，并运用这一论断对西方历史以及现实中种种艺术现象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尼采和著名音乐家瓦格纳是好朋友，而在书中他对瓦格纳的音乐作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尼采分章节对希腊、罗马的各方面的艺术文化进行剖析，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尽管与黑格尔、帕克相比，尼采在美学上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他的论断和阐述多有随意性和主观性明显的缺陷，他的文字逻辑性和严密性也有待推敲(这方面的缺陷与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的经典著作《理解媒介：人体的延伸》有相似之处)，但是他对西方艺术的分析，他在书中所体现出来的悲剧人生观，仍然深深影响了几代艺术家和文人。该书中许多看似随意、漫不经心的论断成为后来许多文人的座右铭或者信奉的箴言。

在该书的末尾，尼采用悲凉的笔调写道：“就算人生是梦，我们也要有滋有味地做这场梦，不要失去了梦的情致和乐趣;就算人生是悲剧，我们也要尽情地上演这场悲剧，不要失去了悲剧的壮丽和轰烈”。这句话成为许多喜爱尼采的文人、甘于孤独的斗士的座右铭，而同时似乎也为尼采孤寂而又悲壮的一生埋好了伏笔。尼采靠《悲剧的诞生》而成名，《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问世使他成为继叔本华之后“唯意志论”的代表人物，而他鼓吹的“生命意志”、“重建偶像”的超人哲学即使他成为德国哲学的领军人物，也给他带来了无数谩骂和污蔑。也许在他撰写《悲剧的诞生》时，他就已经预测到自己一生的悲剧命运。在他精神失常后孤苦的日子里，在他郁郁不得志、愤愤而终的时刻，甚至在他的哲学为俾斯麦和希特勒所所以解释、肆意篡改的年代，这一悲剧似乎一直在延续。这已经不只是尼采本人的悲剧，也是人类，是这个世界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