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尼采《悲剧的诞生》是一部颇具争议性的著作，人们对其进行了多方的解读，或说其实古典学著作，或说其是美学著作，或说其是形而上学著作，具有如此众多的阐释角度，这显然是一部奇书。虽然从字数来说，《悲剧的诞生》是一部小书，但是从它涵盖的范围和哲学意义来说，这又俨然是一部大书，甚至是巨著，尼采日后的许多重要思想——如“上帝之死”、“超人”、“主人道德”、“权力意志”都发端于本书反复颂扬的“酒神精神”。

所以，要说尽《悲剧的诞生》所包含的哲学意义，我认为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故选取其中一个侧面——即本书对科学主义的批判，进行分析。在我看来，尼采在本书流露出来的对启蒙理性的反抗精神，预告了现代西方哲学的人学转向;而发端于此书的反科学主义主张，则塑造了现代欧陆哲学的基本地貌。

一、杀死悲剧的科学主义

《悲剧的诞生》是一部探究希腊悲剧起源问题的著作。但在本书的后半部分，尼采却讨论了希腊悲剧最终没落的原因。他认为造成希腊悲剧消亡的是欧里彼得斯所代表的科学主义。是科学主义扼杀了悲剧精神，这也成了尼采对科学主义的第一个指控。

按照尼采的理解，希腊悲剧产生自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这两种二元冲动的结合。阿波罗是造型之神、预言之神、光明之神，表征着个体化的冲动、设立界限的冲动;狄奥尼索斯则是酒神，表征着融合的冲动。展开来说，如果阿波罗，如果阿波罗表征着一种区分的力量，那么狄奥尼索斯就是一种和解的力量。日神精神在希腊悲剧中具体表现为造型艺术，而酒神精神则表现为音乐。歌队，则是使造型艺术与音乐艺术统合在一起的关键。借助歌队，酒神音乐不断向日神形象世界迸发，悲剧从而诞生。

而尼采认为，欧里彼得斯对悲剧犯下的第一个错误是将观众和世俗生活带上了舞台，从而严重削弱了歌队的力量。“他把群众带到舞台上，而把那两个观众尊为他的全部艺术的仅有的合格判官和大师。遵从他们的命令和劝告，他把整个感觉、激情和经验的世界，即至今在每次节日演出时作为看不见的歌队被安置在观众席上的这个世界，移入他的舞台主角们的心灵里。” 由于任何平庸大众的口味，艺术的本真性与独立性丧失殆尽了。在原来索福克勒斯和埃斯库罗斯的笔下，悲剧是观众通达存在的中介，凭借悲剧，人能够暂时将声色世界的种种现象暂时地“悬置”，迈向终极的“太一”，洞察人生的真相。而欧里彼得斯的悲剧则纯粹的变成了大众的娱乐消遣，这种悲剧只是大众在现象世界生活的平淡延续，因为，作为冲向本体的酒神精神已经消失得当然无存了。“把那原始的全能的酒神因素从悲剧中排除出去，把悲剧完全和重新建立在非酒神的艺术、风俗和世界观基础之上——这就是现在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欧里彼得斯的意图” 尼采在这里提出，希腊悲剧的高贵气质最终毁于向大众的妥协。“然而，‘公众’不过是一句空话，绝无同等的和自足的价值。艺术家凭什么承担义务，要去迎合一种仅仅靠数量显示其强大的力量呢?” 我们仿佛看到了他“畜群道德”宰制“主人道德”的理论前奏。

艺术的庸俗化使希腊的悲剧衰落了，继而是喜剧的崛起。希腊喜剧的这种蜕变过程仿佛是人类艺术发展的一个微缩历史——艺术的本位性不断丧失，艺术不断地被大众化与商品化。“在一切假艺术那里发生的情况，倾向之急剧衰落……当批评家支配着剧场和音乐会，记者支配着学校，报刊支配着社会的时候，艺术就沦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美学批评则被当作维系虚荣、涣散、自私、原本可怜而绝无创造性的社团的纽带了。”

而尼采认为，欧里彼得斯对悲剧犯下的第二个错误，则是将逻辑思辨的内容注入了悲剧。 “倘若现在全民推究哲理，以前所未闻的精明管理土地、财产和进行诉讼，那么这是他的功劳，是他想人民灌输智慧的结果。” “他一方面尽其所能摆脱酒神因素，而另一方面又无力达到史诗的日神效果。因此，现在为了一般能产生效果，就需要新的刺激手段，这种手段现在不再属于两种仅有的艺术冲动即日神冲动和酒神冲动的范围。它是冷漠悖理的思考——以取代人身的直观……”

如果说艺术因大众力量的注入而走向了庸俗，那么当理性侵入了艺术领域，则会使艺术彻底死亡。艺术本不是理性处理的对象，因为审美思维与艺术思维是两种决然不同的思维。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中就详细考察了艺术的本质，他认为，艺术是一种无蔽的状态，是如其所是而显示自身者。进而，海德格尔断定，艺术是真理的发生。 海德格尔清楚认识到艺术真理与理性的真理是绝然不同的，艺术在理性的目光看来是神秘的，而在审美的目光看来又是本真的。就正如艺术观赏者不会去用显微镜去观赏达•芬奇的《蒙罗丽莎》，也不会去用公式去对巴赫的《卡农》旋律进行数学建模，理性的方法不但会使得艺术索然无味，并且会毁掉艺术。

在尼采看来，是欧里彼得斯埋下了希腊悲剧毁灭的种子，而真正使悲剧走向万劫不复的是苏格拉底及其后继者。“欧里彼得斯与他(苏格拉底)联盟，敢于成为一种新的艺术创作先先驱……审美的苏格拉底主义就是一种凶杀的原则。”

在《希腊悲剧时期的哲学》中尼采用热烈措词表达了对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景仰。在他眼中，那段时期的哲学思想因为未被科学主义所浸淫，故能和当时的希腊悲剧相得益彰，迸发出了超凡的活力。而苏格拉底则是希腊哲学的一个分水岭，他将哲学等同于纯粹的逻辑推理，将理性真理等同于真理的全部。正因如此，逻辑与理性彻底压制了人的本能，共相的普遍性取代了殊相的差异性，这使得哲学丧失了生气，更使人丧失了生气。“一种越来越可疑的教化使得体力和智力不断退化，身心两方面的马拉松式的矫健被牺牲掉了。”在苏格拉底眼中，只有理性的真，逻辑的真，而不具有艺术的真。“苏格拉底主义正是以此谴责当时的艺术和当时的道德，他用挑剔的眼光审视它们，发现它们缺少真知，充满幻觉，由真知的缺乏而推断当时已到荒唐腐败的地步。” “在苏格拉底看来，悲剧艺术从来没有说明真理……” 这种将理性真理当成是绝对真理，从而无视艺术真理的想法，使苏格拉底压制了自己的本能，原本热爱唱歌的他在接触哲学之后就停止了歌唱。最具悲剧色彩的是，苏格拉底主义侵染了柏拉图，一位天才的诗人。尽管柏拉图也是依据理性法则行事，认为艺术败坏了真理，并在他的对话中公开宣称要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的作品中一窥他超凡的艺术禀赋。柏拉图的才华可能是希腊艺术在理性束缚之下所闪发出的最后的灵光，“柏拉图的对话犹如一叶扁舟，拯救遇难的古老诗歌和她所有的孩子;他们挤在这弹丸之地，战战兢兢地服从舵手苏格拉底，现在他们驶入一个新的世界，沿途的梦中景象令人百看不厌。”

苏格拉底主义经由柏拉图再传给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尚且会用诗的语言去批判诗的危害，而亚里士多德却在用毫无诗意的论说方式去讲解《诗学》。至此，希腊哲学中残存的艺术气息已经消失殆尽。理性与逻辑已经渗入了哲学家的血液，虽然这种思维方式在中世纪一度沉寂，但在启蒙时代起又再度复兴，并一直蔓延至今。

二、掩盖存在的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的最大弊端是掩盖了人的真实存在。尼采认为，科学主义杀死了悲剧，也就破坏了人赖以生存的根基。事实上，尼采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实则是想为现代人重新建立一个安身立命的根基。用尼采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用艺术家的透镜看科学，而用生命的透镜去看艺术。”

从希腊人所讲述的“民间智慧”我们就可以看出，希腊人一早就对人生的荒诞与无意义有深刻的洞察。正是因为要克服这个荒诞、无意义的人生，希腊人才创造出了悲剧。他们的艺术的繁荣不是缘于内心的和谐，相反是缘于他们内心的痛苦和冲突，正是希腊人看清了人生在本质上的悲剧性质，所以他们才迫切地要求用艺术拯救人生。尼采认为，惟有将人生赋予一种艺术的价值，用审美的目光去看待人生，这样的人生才是值得过的。

但是，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彻底消解了艺术的生存论意义。科学主义的最大特征是乐观主义，即认为知识是万能的，人依靠理性能解决一切问题，甚至有关生存价值的问题。“苏格拉底时理论乐观主义者的原型，他相信万物的本性皆可穷究，认为知识和认识拥有包治百病的力量。” “最早表现在苏格拉底人格之中，那是那是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认为思想遵循因果律的线索可以直达存在的深远，还以为思想不仅能够认识存在，而且能够修正存在。” 正是这种乐观主义，致使人认为寻觅真理本身就可以为人生提供一个充足的理由，人不再需要艺术去克服人生的虚无。“苏格拉底……他是第一个不仅能遵循科学本能而生活，更有甚者，而且能循之而死的人……赴死的苏格拉底，作为一个借知识和理性而免除死亡恐惧的人，其形象是科学大门上的一个盾徽，向每个人提醒科学的使命在于，使人生可以理解并且有充足的理由。”

可是，这种理性乐观主义很快就遇到了障碍。启蒙精神高扬理性的旗帜，但就在启蒙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却出现了康德的知识论批判，康德充分运用了理性的能力来证明理性的局限性。而到了20世纪，自然科学仿佛赶上了康德的哲学论证，热力学第二定律宣告了宇宙不断趋向于混乱和热寂，启蒙主义者们原来关于宇宙永动并且符合理性的设想破灭了;不确定性原理揭示了宇宙的非因果性机制，启蒙主义者企图依靠因果链条无限度地认识存在的设想也破灭了;而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则表明，任何一个包含算术公理的逻辑系统，其完备性不能被证明，这暗示了人类逻辑推理能力存在的固有缺陷。总之，既康德的认识论批判以后，现代科学以各种经验的或先验的证据表明，人类的理性认识能力存在着根本的局限。

发现科学乐观主义宣告破产的时候，人们发现自己骤然面对着一个十分陌生的，完全异己的世界。当苏格拉底宣告“道德即知识”的时候，即将人的存在价值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是，虚无主义就注定要侵袭理性世界。即使知识在不断积累，科技在不断进步，人们却未能为道德与信仰找到一个安置点。“上帝死了”，上帝是被人类的理性杀死的。当绝对价值变得模糊不清之时，人的“存在”也变得模糊不清了。思想家在生与死之间苦苦思索，企图为“存在”寻找出路，而大众则沉沦于日常生活，沉沦于现代的技术带来的便捷与安逸。与其说日常状态为大众的“存在”提供了一个基点，还不如说它如帷幕一样掩盖了“存在”，而其后果则是人本真性的丧失。这些非本真的人，在尼采以后的著作中被斥之为“畜群”或“奴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被称为“异化的人”，在海德格尔的著作中被称为“常人”，在马尔库塞那被叫作“单面人”，在萨特那里则被称作“不诚的人”。

现代科学呈现出一幅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图景——混沌，相对，不确定。人们认为科学的最大功用是让世界“去魅”，而这与艺术精神相冲突，因为艺术追求“返魅”。“每当真相被揭露之时，艺术家总是以痴迷的眼光依恋于尚未被揭开的面罩，理论家却欣赏和满足于已被揭开的面罩……” 但人们透过现代科学却认识到，世界依旧魅影重重，这似乎应验了尼采的预言，科学的在其极限之处与艺术相逢了。“科学不断走向自己的极限，到了这极限，科学必定突变为艺术——原来艺术就是这一力学过程所要达到的目的。”

结语：

正如尼采在书中呼吁让理性的苏格拉底再次歌唱一样，他对科学主义并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积极的扬弃。他的批判表明，理性思维在哲学与科学的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理性思维并不是哲学的全部。实则上，他在《悲剧的诞生》中艺术形而上学的构建，以及他开创出来的哲学风格，是对回归诗性思维的呼唤。在尼采眼中，唯有艺术，才能在上帝隐去、信仰没落的现代处境中拯救人类，才能使人类勇敢直面世界的虚无与荒诞，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