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集注》，八卷，附《楚辞辩证》二卷、《楚辞后语》六卷。南宋朱熹撰。《楚辞集注》曾先刊行，后南宋嘉定六年（一一三）江西刊本附《楚辞辩证》二卷。朱熹去世后，其子朱在於一二七年刊出《楚辞后语》，再经过十六年，其孙朱鑑集合这三部分，使之整齐划一，成为比较完备的《楚辞》注本。现存版本主要有：宋端平二年（一二三五）刊本、元至正二十三年（一三六三）高日新刊本、明成化十一年（一四七五）吴原明刊本、清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吴堂听雨楼朱墨套印本、同治十年（一八七一）洪汝奎刊《唐石经馆丛刊》本等。

　　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菴，又号紫阴，晚年号晦翁、逐翁、云谷老人，又自称沧州病叟。安徽婺源（今江西婺源）人，侨居建阳（今福建建阳），著名理学家。绍兴十八年进士（一一四八），授泉州同安主簿，歷官转任副使、秘阁修撰、宝文阁待制等职。卒赠宝謨阁学士，謚文。宝庆三年（一二二七）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朱熹在政治上主张抗金，哲学上发展了程顥、程颐关於理气关係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世称“程朱理学”。朱熹一生好学博览，广注典籍，分析精密，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其学风对后世学者的影响也很大。著有《周易本义》、《周易参同契注》、《古易音训》、《易学启蒙》、《诗集传》、《诗序辩》、《仪礼通解》、《孝经刊误》、《四书或问》、《四书或问小注》、《论孟精议》、《孟子指要》、《韩文考异》等。殁后，朝廷用其《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训解，立於学官，后世称为《四书》。后人编有《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等。生平事跡见於《宋史》卷四百二十九、《宋元学案》卷四十八、四十九等。有李元禄《朱子年谱》、王懋竑《朱子年谱考异》。

　　《楚辞集注》（以下简称《集注》）共八卷。第一卷至第五卷以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为依据，定屈原所作的二十五篇共七题为《离骚》类。编次是：卷一《离骚》，卷二《九歌》，卷三《天问》，卷四《九章》，卷五（三题）《远游》、《卜居》、《渔父》。第六卷至第八卷以宋玉、景差、贾谊、庄忌、淮南小山所作的十六篇（八题）为《续离骚》类。编次是：卷六《九辩》（宋玉），卷七（二题）《招魂》（宋玉）、《大招》（景差），卷八（五题）《惜誓》、《吊屈原》、《服赋》（皆贾谊作）、《哀时命》（庄忌）、《招隐士》（淮南小山）。它的取捨与王逸之书不同。朱熹认为《七諫》、《九怀》、《九嘆》、《九思》“虽为骚体，然其词平缓，意不深切，如无疾痛而强为呻吟者”（《楚辞辩证》），所以都删去了，同时增入贾谊《吊屈原》、《服赋》两篇，并将扬雄《反离骚》一篇附录於后。

　　在体例上，《集注》基本上以四句为一章（亦有六句、八句不等），先释字义，然后通解章内大意。每章后面仿照《毛诗》体例，按赋、比、兴等古代诗歌的表现手法，进行詮解。每篇题下有小序，在采用王逸《楚辞章句》的时候，有很多地方加入了朱氏自己的见解。

　　《楚辞辩证》分上、下两卷，列专条详细考订旧注得失，因为这些材料无法容纳到注释中去而独立成篇。上卷包括《离骚》、《九歌》两篇，下卷包括《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八篇。

　　《楚辞后语》录拟骚之作五十二篇，从中可以看出《楚辞》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集注》在汲取王逸《楚辞章句》和洪兴祖《楚辞补注》研究成果的同时，也指出了他们的谬误。王逸释《九章》谓：“《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於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復作《九章》。章者，著也，明也，言己所陈忠信之道甚著明也。”（《楚辞章句·九章》）朱熹指出：“《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輒形於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於一时之言也。”（《集注·九章》）又如《抽思》“何独乐斯之謇謇兮”，本来并不难懂，而王逸解“独乐”为“毒药”，洪兴祖又引“瞑眩”之语来证明，朱熹认为皆“强为之说”（《辩证》下）。凡此类误解，均能力纠王、洪的失误，而指明诗人的本意。

　　《集注》还提出了不少新的说法，受到后来楚辞研究者的重视。比如《离骚》“摄提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王逸引《尔雅》说：“太岁在寅曰摄提格”，认为“摄提”是“摄提格”的简称。据此推断，屈原出生在一个寅年寅月的庚寅日。这一说法影响很大，不少学者都赞同。朱熹却别创一说，他引经据典，认为“摄提”只是一个星名，此星“随斗柄以指十二辰”，既不是“摄提格”，也不说明年份。“其曰摄提贞於孟陬，乃谓斗柄正指寅位之月耳，非太岁在寅之名也”。（《楚辞辩证》上）屈原出生之时“月日虽寅，而岁则未必寅也”。又如，朱熹指出所谓《招魂》，不但招死人之魂，同时也招生人之魂，“后世招魂之礼，有不专为死人者，如杜子美《彭衙行》云：‘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盖当时关、陕风俗，道路劳苦之餘，则皆为此礼，以祓除而慰安之也。”（《楚辞辩证》下）这也不失为一种创见。

　　朱熹认为王逸和洪兴祖之书偏重於字句名物的训詁，而对屈原作品的“大义”、“旨意”缺乏深刻的体会，因此《集注》在寻求作者言外之意，发明微词奥义方面，往往独具识见。在《离骚》“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四句后面，朱熹注云：“终古者，古之所终，谓来日之无穷也。闺中深远，盖言宓妃之属不可求也。哲王不寤，盖言上帝不能察，司閽壅蔽之罪也。言此以比上无明王，下无贤伯，使我怀忠信之情，不得发用，安能久与此闇乱嫉妒之俗终古而居乎？意欲復去也。”朱熹在《惜诵》“竭忠诚而事君兮，反离羣而赘肬。忘儇媚以背眾兮，待明君其知之”四句后面解释说：“赘肬，肉外之餘肉。……儇，轻利也。媚，柔佞也。言尽忠以事君，反为不尽忠者所摈弃，视之如肉外之餘肉，然吾寧志忘儇媚之态，以与眾违，其所恃者，独待明君之知耳。”这些都可以补王逸和洪兴祖书的不足。

　　朱熹是唯心主义的理学家。他认为《楚辞》可以“增夫三纲五典之重”，“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词人之赋’视之也”（《集注·序》）。因此他对有些词句的解释，牵涉到“义理”等方面，显得迂阔难通。在《天问》注释裹他直接引用了周敦颐、程顥、程颐及另一些理学家的唯心主义论述。而《楚辞后语》所收的作品，道学家气味很浓，缺少思想意义，艺术上也不完美。朱熹又运用《毛诗传》体，把某者定为“比”，某者定为“兴”，显得比较主观。因为《楚辞》是综合运用了赋比兴手法来构成完整形象，它和一唱三嘆的民歌形式的《诗经》是不同的。《集注》串讲篇章大意，也有凝滞疏忽的地方。比如认为《怀沙》是言怀抱沙石，以自沉也”，这是望文生义。《九歌·山鬼》一篇则全以託意君臣之间者为说，显得太迂曲。此外，朱熹不懂得语音也是在不断地发展演变的道理，以“叶音”法为《楚辞》注音，很不科学，因而受到清代音韵学家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