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之七：“衣貂举人”的京华梦

沿着时空隧道，回溯道光三十年的天空：荆澧连遭百年不遇的大水，桂、象却久旱不雨，湖广水旱民饥，湖南六十三县四直隶州厅均受灾。湖南政局疲弱不堪，巡抚陆费泉贪婪，骆秉章清廉却无才，吏制窳败，军事废弛，流民偏地，几只乌鸦在阴霾的天空盘旋哀唳。正是这样的场景，太平天国起于广西，挟兕虎出柙之势，把漫天的烽火迅捷地带向湖南。赛尚阿以大学士作钦差大臣，受命督师剿“粤逆”，曾蒙咸丰皇帝特赏“遏必隆”刀，以壮行色，但仅仅过了一年半，就因广西、湖南郴、永战事不力，被摘去顶戴花翎，革职拿问，湖南巡抚骆秉章亦因失地失城遭罢免。咸丰二年七月，继任钦差徐广缙还龟缩衡阳“筹划”阻遏太平军北上，新署湖南巡抚张亮基未到任之际，太平军前锋已出其不意取道攸县、醴陵进逼长沙。

此时，为稻粮谋兼为历练的王闿运正偕邓辅纶、邓绎兄弟游学南昌，其时二邓的父亲邓仁堃在南昌做知府，为他在衙署里安排了一份差使，闲来与二邓置酒滕王阁，寻诗百花洲，交朋觅友，分韵吟咏，青春侠少，娱园之乐，不思蜀也。八月新结识的诗友、新任乐平知县李仁元邀他去乐平一游。李仁元，河南济源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是个倜傥不群的才子。为了有更多时间把酒联诗，李仁元馆闿运于县衙后堂东轩，闿运题其额为“六声馆”。小说中清代俗吏有三声：板子、算盘、天平；雅吏亦有三声：唱曲、吟诗、下棋，仁元清雅之人而不得不理俗务，六声谐备，故闿运戏题曰“六声馆”。他们当然知道广西的兵事，却不料会来得如此迅捷，官场的老爷们如此无能。当母亲接他回家的专使抵达，闿运日夜兼程，回到长沙。

到长沙已是夜分，寇围城，城下以往热闹非凡的店铺，已纷纷人去楼空，当晚，王闿运只好投宿湘江旁的渔舟上。第二天清早，来到城边，正好碰上好友毛运如在城楼上，呼闿运缒而上。当时城门关闭，进城出城设桔槔，塞尚阿乘以入守，兵勇缒以出战，安化罗绕典为湖南提督守城防，好开玩笑，管这叫“出将入相”。闿运的姑表嫂夏左更是戏谑：“这一阵子城中买猪于近乡，也是缒而入，哑哑的叫。”

进得城来，闿运有些啼笑皆非。围城危城，可长沙丝毫没有危急的气氛：太平军前锋设营于白沙井，并没有攻坚的经验，数度掘地道欲炸开城墙，官兵发炮还击而已；新任湖南提督鲍起豹深信术士之言，迎善化城隍大像与对坐，以为城隍老爷就可以保住长沙，人呼“鲍斋公”；清廷数万援兵均已接近长沙，“住城一中堂，三巡抚、三提督，总兵十一二员；在城外者两总督”，对太平军前锋形成钳状包围，本可合围聚歼，但吓破了胆的将官们根本就没有这种意识；战时长沙街头，依然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不异往昔。日后王闿运在《湘军志》中无情地指出：洪杨之劫，湖南“始则纵之，继则歼之”，确然是事实。

狂飙突起的战争，绿营一触即溃，一排排官场中人像茅草一般被太平军的排刀刈倒，两广、湖南鱼烂瓦解。这些人的跌落和陨灭，反映出老大帝国积久而成的颟顸与衰颓。战争势必要打破这种颟顸与衰颓，使慷慨士子和草莽英雄能够从打破的缺口里露出头来，为这场战争带来新的劲气。或许，在一个干戈遍地的乱世里，军幕更容易寄托士子的抱负。

此时，自负知兵的王闿运萌生了投笔从军的想法，他与喜谈兵法的同县姑表弟郭新楷、长沙彭笛仙过从更密了，经常指划地图、高谈兵略。不只是王闿运，太平军十月放弃长沙，挥师北上，张亮基自云南移抚湖南，正在贵州做官的胡林翼向张举荐“湘衡之士七人”，尤称左宗棠“康介刚方，秉性良实，忠肝义胆，与时俗准异”并“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求，精通时务”，张亮基遂“发急足至山中”，招请左宗棠出山，并“一以兵事任之”。可见名动一时的“一个半湘潭举人”当初的想法何其相似，只是火候、性情、运会不同而结局迥异。另一个湘阴举人郭昆焘也是在咸丰二年入张亮基幕，从此崭露头角，被次第巡抚湖南的骆秉章、毛鸿宾、恽世临、刘琨延入幕府，倾心倚任。虽说他的哥哥郭嵩焘以超迈时流的卓识，留下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但以才干相较，则咸同人物更推许的是郭昆焘。兵气的弥漫，造成人世新的际会，为胸怀韬略而没有进入士途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另一种事功的路径。此时，王闿运内心的燥动，变得容易理解。但是，王闿运节母在堂，订下了与蔡氏的婚约，尚未成亲，慨然从军，叫他如何向母亲提起？

太平军十月放弃长沙，绕道益阳，从水路出资口，过洞庭，取岳阳。咸丰二年底，克武昌，然后顺江而下。军行所至，如滚汤沃雪，不到两个月，便攻下安庆、南京，改南京为天京，建立太平天国。长沙解围后，十一月，闿运仍游江西乐平。

战火向东南各省蔓延。清政府惊恐万状之余，清醒地认识到：倚为国之干城的绿营兵，不堪重用，非别图良策不可。咸丰三年（1853）初，清政府遂命曾国藩“以丁忧侍郎奉寄谕”在长沙举办团练。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县荷叶塘人，清嘉庆十五年（1811）年生，肄业岳麓书院，二十四岁乡试中举，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朝考后入翰林院为庶吉士，道光二十年，授翰林院检讨。曾国藩醉心程朱理学，为京官之日，经常出入大学士倭仁、太常卿唐鉴门下，奉两位理学家为师，同时致力桐城古文，力矫桐城空洞无物之弊，融义理、词章、考据于一炉，走阳刚的路子，湘乡桐城文派在京中稍有名气。因为这两端，曾国藩清介之名渐闻于朝。

不曾被“酱缸”浸染的知识阶层历来是民族之脊梁，曾国藩清楚地知道到这一点。太平天国由广西入湖南，一路带来“名教之奇变”，极大地冲击了三湘四水浸淫于性理之学的士人的价值体系。曾国藩遂以“捍卫名教”相招邀，镇日侈谈性理而有心卫道的章句之儒，帕首提刀，纷纷投入到以曾国藩为中心的湘军行列。

曾国藩是那个时代善用人才以成一时之功的识时务者。下车伊始，便“每牒府县招至才俊”，并“手书告劝乡人耆老。虽幼贱，身自下之，必与钧礼”，“人人可上书与言事”，表现出一种求才若渴的恢廓与自觉。王闿运正是通过上书言事这一途径与曾国藩结识。他后来回忆说：“是时曾侍郎年四十四，余年二十三，初入学，上谒论事，辄自专。”王代功《年谱》证其事曰：“方二年（咸丰）十月，寇之解围东下也，十一月破岳州，十二月陷武昌，三年二月遂陷江宁，据为伪都。曾文正公以丁忧侍郎，奉寄谕帮办本省团练，人人得上书言事，府君每论事，曾公则嘉纳之。”可见咸丰三年（1854）曾国藩举办团练时，王闿运常上书言事，受到曾的称许嘉纳。

闿运自负折冲樽俎、纵横捭阖，在曾国藩幕府为客的日子里，究竟为曾国藩书了哪些长策呢？据蔡冠洛《近代七百名人传》记载，还在长沙练勇之初，王闿运就向曾国藩陈“简屏仪从，延纳士人，重法以绳吏胥，严刑以殛奸宄”的建议，被曾国藩采纳。看来，曾国藩为一世称道的“霹雳手段，菩萨心场”实由王闿运导之，这在“贼盗蜂起”的湖南，对于稳固后方，以防变生肘腋，可谓切中要领。

咸丰三年（1854）春，太平军大举西征，再克武昌、岳州，官军溃退。旋即太平军沿湘江上溯，攻陷宁乡、湘潭，为上下夹攻长沙之计。此时王闿运正在曾国藩军中。曾国藩一介书生，本不长于兵略，祭旗出征不久的他，困坐于湘江水师船上，一筹不展。王闿运与陈士杰分析当时形势，向曾建议：“全军攻湘潭，败则退保衡州。如此，胜可以解长沙之围，稳定长沙；败可退保衡、桂，不失根本。”曾国藩召集水师十营营官确定方略，当即确定：塔齐布率领陆军八营，禇汝航、彭玉麟率领水师五营，南下攻湘潭。曾国藩亲统剩余水师五营及亲兵二营，第二日跟进。《湘绮楼日记》光绪二年三月二十八有这样一条记载：彭山屺，衡阳人，曾国藩帐下亲兵。当时既已议定疾发水师攻湘潭，彭山屺希曾国藩意旨，持令不行，余厉声叱之乃去。可以见出曾国藩当时“志在东下”首鼠两端的心态。陆军、水师渐次出发，曾国藩中途轻听彭砥先攻靖港之说，以为靖港太平军兵力薄弱，亲率主力改攻靖港。结果，曾军大败，曾国藩羞惭难当，仰天长叹，“愤而投水者两次”，均为亲兵章寿麟救起。幸而先发的塔齐布、禇汝航、彭玉麟在湘潭水陆大败太平军悍将林绍璋部，重创太平军，迫其撤出湖南，湘军才得以保持根本。由此可以看出，王闿运“救湘潭”之议确有先见之明，亦反映了王在军事谋划上卓越的才能。正如后人评价的那样：“湘潭之役，亦湘军初出之主要战争。湘军与太平军短兵相接，即自此役始。先是国藩遇败即欲死，而不知图久远之计，盖亦盛年意气方刚，有以致之。幸用陈士杰、王闿运之言，使湘军得以保持根本。以后大事，系于此也。” （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湘潭之战论功，陈士杰被保举为主事，而王闿运为客，不及荐赏。

六月，湘潭大捷闻于朝野，曾国藩虽获“即行革职”、“带罪自效”的处分，塔齐布则超署提督，曾军威名日隆。同年秋，湘军水陆乘胜大出洞庭，克武昌，千里大捷。彭玉麟、陈士杰论兵多与王闿运相合，认为人才难得，邀约闿运从军；而冯树堂屡次在曾国藩耳根前力陈：王生孤子，有母在堂，新婚无子嗣，不可从军。曾国藩以为是王闿运托挽冯树堂这样说，意颇不悦，没有主动邀请闿运随军赞襄。王闿运是个“外表潇散，内实矜持”的人，于是脱离曾军，回到省城吉庆街家居。他当年《七夕诗》有“便与洞庭翻血战，只携素手看星河”的句子，说的就是这档事。

曾国藩逝世后，在靖港救起曾国藩的章寿麟自感有恩于曾国藩，同时起事之人均获荐举，腾骧政路，独他不获酬录，沉酣下僚，心有不平，请人绘《铜官感旧图》，并征一时名流百余人作序，其中左宗棠、李元度、吴汝纶、郑孝胥均有作，章的后人集结为《铜官感旧图并序》印行。王闿运作有《铜官行寄章寿麟题感旧图》诗，迥出众贤之上，并世推为压卷之作。诗中有“……惟余湘岸柳千条，犹恨前时呜咽水。信陵客散十年多，旧逻频迎节镇过。时平始觉军功贱，官吏间从资格磨。恁君莫话艰难事，佹得佹失皆天意。渔浦潇潇废垒秋，游人且觅从军记。”正是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磊，见出王闿运退出曾军的心情。附带说一下胡适先生《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引闿运此诗，谓：“此诗无注，多不可通。”其实，此诗不仅有注（入集时删去），与《湘军志》、《湘绮楼文集》印证，也不难通解。

鹤唳花阴，秋光甚丽，而江南七省已饱遭战争蹂躏，江道阻绝，长沙、湘潭等依水道而兴的城市，更是日落千丈，民穷商困。闿运心有戚焉，遂依着庚信旧韵，作《哀江南赋》。悲歌当泣，《离骚》问天，感慨苍凉，江南江北，一时传诵。李肖聃有“当士衡（陆机）入洛之年，能续兰成之赋。藉甚圣童之誉，巍然词伯之称”，亟扬其文学天赋。这一段史实，可以见出王闿运作为士人的节操，他高视阔步、睥睨群帅，不喜攀护；他穷得一文不名，但他的内心只为苍生，不为混官、混饭。

“只携素手看星河”，冷眼观世，但饭还是要吃的。

退出曾军后，应湖北布政使夏廷荫邀，王闿运来到武昌藩署做客。其时，曾国藩已占武昌、汉阳，正屯兵准备攻取九江，太平天国则派出翼王石达开统率西征援军由安庆抵达湖口。夏廷荫与王闿运分析当时形势，认为武汉形势壮阔，乃自古用武之地，周王南征，西出江汉；晋代平吴，久谋荆襄，王濬楼船，循江而下；宋代岳飞、李纲谋划岳鄂，均以此作高屋建瓴之势。时下武汉空虚，宜留罗泽南还屯武汉，以固其根本，只有这样，水陆东征之师才有据险之势，无后顾之忧。于是夏廷荫请王闿运捉刀，写了一封长信致曾侍郎，“陈‘五利’、‘五害’，谓宜回屯武昌，厚集其阵，始可东下，无根本之虞”（《年谱》）；几乎是同时，湘军智囊陈士杰也看到了这一点，向曾国藩提出驻重兵于九江对岸的小池口以巩固水师根据地的建议（注）。其时湘军正值罗泽南半壁山大捷、水军连胜，曾国藩醉心于一时之胜，正踌躇满志，思锐意东下，直捣金陵，收功于一朝，“遂不用其计，请刘公霞仙（蓉）作书报府君（王闿运），其后水师被袭，曾公始服其先见。”（《年谱》，第27页）咸丰四年十二月，湘军有湖口大败，驻长江水师几乎全军覆没，太平军枭将林启容、秦日纲、陈玉成再占武昌，连克江西七府四十七县，东南瓦裂。曾国藩困守南昌，水陆道绝，再一次“羞愤寻死”，为罗泽南劝止。曾国藩因锐进贪功造成的战略失误，导致湘军两年多一直不振，虽然他的心里“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帆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如杜鹃啼血，但未必认识到万千将士之生命就是因为他的刚愎、因为他不听一介书生所陈管见而灰飞烟灭；也未必省悟到当着众人的面掷王闿运的信件于地的粗莽。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信乎！

王闿运本年《七夕诗》：“五策难回汉口军，盈盈一水便瓜分。东南已是无耕织，独自驱牛种白云。”五利五害未能促使曾国藩回军汉口，湘军水师终被分割成内湖外江，东南瓦裂；嘉言不用，闿运赴武冈邓辅纶家教读。千古以还，“独自驱牛种白云”者沉沉夥夥，胡适先生西装革履、怒马轩车，未理睬《七夕》六十一绝句、《独行谣》诗史所蕴藏的心结，而以“时事歌括”轻之，颇招识者非议。

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后，进驻安徽祁门，准备发军攻安庆。王闿运从京师赶至曾的祁门军幕，建议：“宜从淮阳进规常镇，使公弟国荃攻安庆，左宗棠出浙江与皖相响应，乃得形便，若不得已，亦宜驻微州以固宁国之守。曾公念业已上奏，若遽改图，恐动军心，且张芾公在徽州未便逼之，遂不听。”结果是“宁国陷失，——官军溃败，徽州复陷，贼党环绕，祁门曾军几溃退”。凡知此情况者，“皆叹府君为先见焉。”（《年谱》）

王闿运在曾幕为客时间非常短暂，以上数端，或可见王闿运的军事谋略；其政治谋略在肃顺幕府一节再述。（摘自：湘潭尹铁凡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