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一书时，正好因别的缘故，重新将前些年“人文精神大讨论”中的大部分文章翻检一过，两相比照，不禁很有些感慨。

现代化在中国的启动，和充满启蒙意识和救世情怀的知识分子的鼓吹推进是分不开的。但在现代化的进程开始后，人们的关注焦点从精神转向物质，知识分子受到了冷遇。这当然可以说是中国现代社会的不成熟所致。在这种情形下知识分子自然不得不调适自己的位置，取向无非消极积极两途。消极的呢遁入书斋潜心学问，“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积极的则可以根据当下社会的状态，以专家身份发表言论，“展经纶于乱世兮，开创?基”。然而不少知识分子的心态似乎有些失衡，无法在商品社会得利的自卑情结，和怀念往日精神导师地位的自恋情结并集于一身。“人文精神讨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作这种不满心态的爆发性释放。在逾百篇的讨论文章中，疾呼“人文危机”者有之，笑谈“躲避崇高”者有之，提倡宽容中庸者亦有之，只是我很少听见这样一个问题：“人文知识分子能为当下社会做些什么?”换句话说：在社会转型后，人文知识分子怎样重建与现世社会的联系?

自从“后现代主义”提出了价值的平面化和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以后，我们已经久没有听见人文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评论了。知识分子在研究学问时自应恪守韦伯所谓“价值中立”，发言时也须讲求“学科规范”，不好再像80年代那样仗着一股激情指点江山。但在现实生活中，知识分子若还是对种种的腐败、丑恶、不公视若无睹，置若罔闻，那末康德所言的“道德法则”又在何处呢?我还记得逝世快一年的作家王小波有一篇文章，肯定他自己是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因为他自认能够“认真地思索，真诚地明辨是非”。为了将他的思考所得告诉大家，他放下了他钟爱的小说之笔，用心创作杂文。我觉得他是尽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义务。

这样的知识分子现在也还有，如何清涟。何清涟在《现代化的陷阱》的前言结语中反复强调，她写本书旨在“将人文科学的道义评价与社会科学的理性判断结合起来”，要为“没有良心”的经济学研究呈现它应有的良知。许明在《主编手记》中也指出“本书的一个基本立意是呼唤市场机制中的人文关怀”。因之，在全书对中国经济社会十个方面条分缕析的过程中，作者不仅时时在批判官员、“内部人”的腐败行径以及社会性的伦理失范，呼吁整个社会的道德重建，而且处处不吝篇幅地对流行一时的“腐败有利论”、“高薪养廉论”进行指谬。她试图告诉读者，中国的经济运作之所以失常，之所以带来那么多的社会问题，其病根深植于非经济领域。由于中国未能提供市场经济正常发展所必需的正常的人文环境，经济改革的阿波罗神箭将无法射中“发达国家”的标的。因此在作者心目中，“建立道德和政治责任是改革成功的关键”，而“鉴于经济学者在社会公共话语中的特殊地位”，他们的研究和呼吁，将会对社会经济伦理的建设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可这正是在中国已成为“显学”的经济学所不屑也不愿为之的。一个大国的经济学界，仅仅满足于对西方理论的简单推衍和为现行政策作牵强的辩护，“只能说明社会公共价值观念已被扭曲到非常可怕的程度”。

这个问题不仅为经济学界敲响警钟，更值得整个知识分子群体进行反省。健全的现代社会理应逐渐形成公众、政府、知识分子共存互动的良性机制，政府是执行者，公众则作为立法者和监督者存在，而知识分子担任的是批评者的角色。美国学者拉塞尔•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界定“知识分子”的定义为“专指那些富有独立精神、怀疑精神、道德动力，以文字为手段，向受过教育的普通读者群体讲述当代最重大问题的智力超群的人，其特点表现为思想的批判性。”知识分子在社会运作过程中的沉默不语或随声附和，都意味着批评者的缺席，意味着社会互动机制失去弹性，巨大的危机将在政府官员的肆无忌惮和公众的忍无可忍中悄悄降临。

在中国改革开放狂飙突进的十数年内，经济方面的失误不可谓不多，不可谓不大，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不可谓不强，其影响不可谓不烈，价值体系和伦理规范的崩坍不可谓不快，震动不可谓不巨，而社会上却几乎听不见知识分子警诫的声音。

我这样说并不是在苛责中国的知识分子，我只是觉得知识分子不能将保持沉默的原因全部推给“严酷的外部环境”。当然，无可否认，知识分子与社会沟通的管道存在着障碍。但是不少知识分子太斤斤于圈子内的论争，太迷恋于本学科的内战，顾不上冷静地分析社会，客观地提供意见，却也是不争的事实。经济学本身确实必须改变“见物不见人”的状况，引回人文关怀，人文学科又该如何呢?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最初的出发点是针对风行社会的拜物主义和价值失范，是要求人文学者为社会环境的健全尽一分力，后来却演变成了“学统”与“道统”的正名之争，“抵抗投降”和“提倡宽容”的姿态之争，“后现代”和“新人文”的话语权力之争。据说连张贤亮那样的聪明人都大叫“看不懂”，这些话题和平民百姓的生活体验似乎是隔得太远了些。争论者似乎忘了朱学勤在一开始的《人文精神寻思录》中就阐明了的 “人文精神的实践性”：“一个人文学者，不仅要把人文学科内课题做好、做扎实，还要关注现实、关注今天的人文环境。只愿回答过去，是学者，但不是人文学者。只有始终回答今天的学者，才称得上是人文学者。”

在我看来，“人文精神”包涵了两个层面的内容：(1)知识分子，不论学科，在保证公平和正义的前提下，以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幸福为终极目标，确定自己的发言立场;(2)知识分子始终保持对社会的垂注和关怀，保持“学者的人间情怀”，套用一句被引用过多的维特根斯坦的名言：“要贴着粗糙的地面运行，而不是在半空中跳舞。”

何清涟早已声明：《现代化的陷阱》这本书“预想的读者不只是学术界同仁，而是一切关心中国改革的人士”，因此书中不使用“纯学术语言”。我庆幸于自己能看懂这本振聋发聩的书，更庆幸于终于看到了这样的一本书。它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葆有人文精神的学者怎样将其贯彻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并且面对公众发出了充满良知的声音。这本书的难得，在于它一方面与人云亦云、趋世附势的“伪经济学”划清了界限;另一方面，又为人文精神如何切实地溶入社会，发挥作用，而不至于成为“圈子里”凌空蹈虚的口号，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

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大概会记得这个故事：伏尔泰正在他流亡瑞士时的寓所里写作关于批判专制政府的论文。这时他看见窗外发生了一起事故：一辆贵族的马车撞倒了一位过路的穷妇人。他马上冲出房间，对伤者进行救治，指责马车主人的不义并要求他赔偿。很明显，如果伏尔泰不冲出房间，只是漠然看上一眼，继续伏案写他的惊世巨著，那么不管他对后世造成了多么伟大的影响，他都算不得一个真正的学者，那只是一个以思想为职业的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