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给了中华民族一个站起来的机会，而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另一个分水岭——1978年就是全国人民跑起来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的开始。1978，一场翻天覆地的改革在中华大地上兴起，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转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奋斗的方向。是他——邓小平同志，伟大的领路者，指引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挽救了社会主义的命运。

三十年后的今天，作为新时代的有志青年，我深刻地感受到是小平同志带给全国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带给中国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机会。我追寻着改革的足迹来到了改革开放19年——1997年，中国命运攸关的一年，也是在这一年我们敬爱的小平同志逝世。一代伟人与世长辞，但他开创的事业将会长存。怀着激动的心情我开始阅读《现代化的陷阱》……

《现代化的陷阱》是当代经济学家何清涟1997年所作，她从掌握的大量材料出发，有理有据地叙述了当前改革遇到的关键问题，并试图从解决这些问题的态度出发，提出了种种选择。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运动时尚的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文明做出的一大贡献。然而，不可避免地，在改革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新旧体制调整必然会发生冲撞。我们的任务是积极地解决它、克服它，而不是消极地对待它。正如作者所说：“问题暴露得越彻底，展现地越深刻，说明改革发展越是走向纵深。”她是不可否认的智者，更是以为清醒并勇敢的学者，她引导我们剖析社会真实的另一面，她让我们看清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缺陷与隐患，将改革的命运与亿万人的自身利益联系起来，以获得改革纵深的更快更好进行，以求社会主义的健全发展。

一、中国改革出现问题的概况：

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大家才发现，所有被小心翼翼绕开的问题，最后都形成了一种之后反应，累计成今日无法避开的社会矛盾。尤其是转轨时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已成为深深困扰中国经济人士的中心问题。

所谓转轨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是研究转轨期资源配置的全过程及决定和影响资源配置方式的各种因素。它揭示了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人和物之间关系变化的实质，包括如何清理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遗产问题。这里的遗产主要包括：一是资源的管理配置问题。在转轨期，由于种种主客观问题，我国市场经济中的资源配置功能仍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承担，变形的权力之手介入资源配置，导致腐败现象丛生，寻租活动猖獗;二是庞大的国有资产的处理问题。我国在所有制问题上避开国有资产发展了私有、民营、中外合资这些新的经济成分，形成了现在的综合经济体制，然而庞大的国有资产却由于权力之手的介入成为了种种利益集团寻租的“猎物”。少数权力的不法使用者利用权力系统的体制缺陷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财富最终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三是没有失业之虞的高度工作保障，这是现在国有企业改制与企业生产要素重组的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由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限，所以裁冗员的问题现在已成为国有企业继续深化改革的一大障碍;四是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则被破环的相当彻底。由于严重变质的权力之手介入资源分配，在短短的十多年改革过程中，中国已走完从平均主义到贫富差距过大这一漫长的路。我们今后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改变利益主体的行为方式，这种改变既要靠制度，更要依靠人们的社会良知。

由此，建立转轨时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就变得非常必要。在改革过程中，将政治权力引出经济领域之外，追寻正确的经济伦理，将公平与正义引入到一个更高的高度上就变得日益紧迫。

二、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经济问题：

1.速度惊人的资本原始积累

仅经过十几年的时间中国就完成了当代资本原始积累，速度之快恐怕要归功于“股份制改造”和“圈地运动”。

十五大之前进行的股份制改造出现了很多问题。80年代中后期，当“承包责任制”再也无法在国有企业行之有效的进行，便转向了经济学家的“股份制改造”，期望因此提高企业效益，建立自我约束机制。然而，希望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社会上各企业的竞相效仿，结果“股份制改造”成了社会主义一次大规模的免费午餐。由于一些掌权者的权力介入，财产权利的私人化和财产责任的公开化，导致寻租活动的进行，不但没有达到提高国企的效益，却加速了国有资产的流失。要真正解救国有企业，我们应当用股份制对国有企业进行重组，建立有效约束经营者的外部机制和将财产权利和财产责任相结合的机制，才能从根本上避免资源的浪费。

另外，圈地运动也加速了资本原始积累。中国相当一部分权利阶层与利益集团相勾结，将寻租活动延伸到国有土地资源的配置中，使土地的大部分收益通过“灰色渠道”流失，掌权者从中获益，造成了收入分配畸变，是我国丧失了意思积累建设资金的重要机会，同时也使我国的住房政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2.国企改革——经济改革的“瓶颈”

国企改革在日益发展的过程中，始终是经济发展的一大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改革的瓶颈口。主要问题是债务过重、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还有两个根本性问题无法回避：产权问题(国企行为日益政治化决定其无法适应日益市场化的外部环境)和企业的运行机制和外部环境是否相容(国企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严重混淆,使国企的游戏规则和市场法则不相容)。在国企财产权利私有化的漏洞中，领导干部腐败现象丛生，公款吃喝玩乐、贪污受贿、随意安插亲信、将国有资产私化等等。不禁我想到了社会上现在腐败的情况正如作者所预料的已经达到了如火如荼的境地，尽管反腐败斗争不懈地进行，可仍有一大批人在风头浪尖上为所欲为，报纸上经常会有腐败分子的案件，可毕竟查处的是少数，人有数不尽的腐败分子逍遥法外。腐败现象已演变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正确进行国企改革的同时，用有效的机制防止腐败，肃清领导的思想与错误观念，解决得好坏关系到社会公正，也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3.寻租活动的社会根源分析

中国的经济改革，从体制上说是变计划经济体制为市场经济体制，由于我国还不具备市场能力，仅处于“模拟市场经济阶段”，使部分人得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改革进程中进行肆无忌惮、大规模的寻租活动。寻租活动的展开主要是通过一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这种网络能牵动很多资源的流动，并影响资源的流向，更甚者，它成为了寻租者逃避法律制裁的庇护者。令人更意想不到的是前些年的一种说法：在改革中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有冲突，二者是鱼与熊掌的关系，要想达到经济发展必须牺牲社会公平。并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腐败有助于消解体制内不利于改革的阻力。由中国十几年的改革经验证明, 腐败的产生使社会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一是对政府机能的侵蚀和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权钱交易刺激了官本意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畸形发展，权力垄断社会要素的现象随处可见，对市场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二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权钱交易已成为社会风气，人们对提高个人“灰色收入”甚至“黑色收入”采取惊人的默许和宽容。“清廉”二字对我们来说几近陌生，贪污腐败的覆盖的面积超乎我们的想象。我觉得，清廉本该就是为官之人该做的，而社会现实是一旦有真正清廉的官员，社会就大肆宣扬，成了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这暗示着社会太缺乏这样的人。有权不使、有钱不用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中很傻的行为，个人利益已凌驾于国家、社会利益之上，全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道德败坏。由此，腐败问题已刻不容缓，这关键在于建立健全法律制度，并在全社会公众中树立现代化的道德和政治责任感，加强文化建设，增强新的全民道德标准，摧毁腐败现象滋生的温床。

4.贫富差距过大

小平同志的勤劳致富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全社会共同富裕，这一改革已取得很大的成就。现在来看，我国已消除共同贫困，可共同富裕仍未达到。相反，贫富差距却在一步步扩大，不仅在农村，在城市也很严重。由于权力介入市场，分配机制被扭曲为以权力、人情(金钱)关系和投机为本位进行分配最终导致贫富分化。收入分配化的金字塔结构向我们揭示了贫富差距的现实性，收入集中化已使人们开始产生相对剥夺感，对不正当财富产生不满。在放缓贫富差距问题上，政府必须在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两者参与分配的比例上有公正的规定，防治少数人不正当收入过高借以加重两极分化。

三、中国改革过程中遇到的社会问题：

随着改革的深入，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暴露无遗：

1.人口、就业和犯罪

人口和就业问题一直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起着制约作用。就业规模的扩大赶不上人口数量的增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带来了城市环境、住房、就业、治安等很多问题。其中，犯罪问题严重影响了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影响城市的安全与发展，导致社会紧张程度加深，更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风气。

2、地方恶势力的兴起

说到犯罪，我国改革条件下地方恶势力的犯罪现象也屡见不鲜，尤其在农村更为严重。改革过程中未对宗法组织从实体上消灭，未触动宗法组织滋生的社会土壤，广大农民的价值观没有改变。从作者的实例中，我了解到有很多偏远地区的农民正在遭受着地方恶势力的欺压去无法向他们反抗。

3.黑色经济活动和黑社会组织的勃兴

黑色经济主要是指非法经济，有走私、贩毒、卖淫、贩黄、拐卖人口、贪污受贿、开办地下企业、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等等，通过非法形式获得经济收入，更甚者与黑社会组织挂钩搜刮人民的财富。这些黑社会组织有些与政府官员建立关系，形成了庞大的网络，已对当地人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这种黑色经济破坏社会公平竞争的原则，干扰市场进入和推出原则，干扰了人力物力的分配。政府应该通过一系列社会公共政策，加大犯罪的成本，从而减少犯罪。

四、对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的剖析：

综合十多年改革的问题来看，主要是市场缺乏伦理规范，经济伦理的严重失序。在这场改革中，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经济伦理的变化不同步，政治制度变化滞后，经济制度变化相对较快，经济伦理观念的变化快得惊人。在80-90年代，各行各业出现了职业道德危机和经济信用失常现象，另外，机会不均等导致非配法则畸变。由于我们选择了“先发展后分配”、“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导致权力市场化。这种战略的结果是即丧失公平又未得到效率。权力市场化导致大面积的社会分配不公、社会腐败，阻碍了改革的进一步进行，并为改革买下了许多隐患。

从经济发展的背后我看到了为发展所付出的高昂代价，不仅是贫富分化的过大，钱权交易的恶化，更深刻地是，我看到了社会原有道德秩序的一步步丧失，人们越来越多地去关注自我，去追逐个人的利益。公平与效率，这个美好的愿望，在先发展、后分配的发展中被打击的支离破碎。现实告诉我们，不谈公平，仅以效率为中心，经济学已无力指导中国的改革实践。也告诉我们，缺乏人文精神的经济发展，使人们在利益的角逐中将不再受到自制、理性、公正、博爱等精神的约束，只有对金钱赤裸裸的无耻追逐。这样的发展知识获得了暂时的利益，是一种残缺的发展。因此，经济学家所要做的就是将经济学重新引回到道德的、政治的道路，以公平原则为价值取向来进行制度安排，为经济学引回人类关怀。并将人文科学的道义评价和社会科学相结合，涤清中国人的价值观。公平和正义，既是我们评判阿基米德支点，也是我们现代化成就的全部出发点。

当我合上这本书书时，心情很复杂，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原有的价值观，作者关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的揭露，对我的触动很大，每句话都令我刻骨铭心。我感受到了潜在隐患的危害性，意识到问题需要被关注和解决的紧迫性。正作者所说：“对改革的对改革的反思的目的是促进改革向纵拓展，而不是否定改革。知耻者为勇，思索痛切才会领悟深刻。”在一定程度上它我认识到对待任何一个食物，实际的、抽象的事物，我们都要客观、全面，不仅要认识到它积极的方面，更要深刻剖析看到它消极的方面，以全面的了解进而使用它。另外，文章的另一个魅力是作者的人格魅力，这要高于这本书本身带给我的启示。我看到了作者对她所研究领域的执着和那份敢于揭露问题的勇敢与坦诚，并智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这是当代很多经济学家所不能达到的。她用自己告诉我做学者的快乐不在于名利与做学问的多少，而在于对学问的忠诚及真实、深刻的表达。那么，就让我们在这位智慧的学者引领下看清改革中的问题，深入分析问题的实质，切实的解决问题，以深化改革和继续加大改革力度，使国家、社会在改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