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读后感

写作背景：

19世纪30—40年代，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日益激化，无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同资产阶级展开了英勇斗争，大规模的工人运动不断涌现，著名的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起义，1838年开始的英国工人参加的宪章运动，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运动，在全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这个时期的工人运动还停留在早期的自发阶段。这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能够正确指导工人运动的革命理论，当时的工人运动还没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结合起来。工人运动的这种已经开始组织起来，但还没有走上自觉道路的状况，就迫切要求社会提供一种能够指导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理论，以推动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当时社会上的社会主义理论不是反动的、保守的就是空想的、非科学的。就是当时最有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学说，也是脱离工人运动，因而也是不能指导工人运动的。

结构和段落大意：

1.在整个《提纲》中，第一条非常重要，因为它集中地、明确地阐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与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以往一切唯物主义(主要是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区别。马克思既坚持世界的物质客观性，又强调人的主体性、能动性，把原有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理论中的合理因素结合起来，阐述了实践概念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实践是“真正人的活动”，人和自然界的关系是实践关系，对于我们面前的物质世界，应当把它当作人的实践活动去理解。这表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以重视实践为特征，是实践唯物主义。.

2。关于第二条，通常认为它是讲真理标准，属于认识论。不过值得注意是，马克思这里说的是“思维的真理性”，而不是“认识的真理性”。“思维的真理性”这一提法显然与黑格尔哲学有关。黑格尔称：思维与存在有统一性，存在统一于思维，“真理即是客观性与概念相符合”。[1][1]按马克思的解释，“思维的真理性”即“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思维的此岸性。”[2][2]这里强调的是思维的现实性、力量、此岸性，可见，他的本意不在认识世界，而在改造世界。就是说，这一条是从一个侧面对实践问题的深入，说明只有实践才具有改造世界的能力。马克思之所以强调具有真理性的思维是能够通过实践成功地改造现实的思维，也是针对费尔巴哈的。费尔巴哈在认识、思维、真理等问题上完全不涉及实践，不涉及思维的现实性、力量和此岸性。他说：“跟类之本质相一致的，就是真的，跟类之本质相矛盾的，就是假的。真理就只有这样一条法则，除此以外便没有了。但是，对我来说，别人乃是类之代表，是别人们的代表，……所以，在我看来，别人的同意乃象征着我的思想是合乎规律的普遍的、真的。”[3][3]这与他不懂得实践活动的意义有关。《提纲》第一条结尾说：“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4][4]第二条就是接着这一句话说的。

3.第三条直接针对的不是费尔巴哈，而是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者。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用环境及其变化解释人和人的发展，无疑是唯物主义，但他们不能唯物地解释环境又是如何变化的，因而最终未能克服唯心主义。马克思提出，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人的实践改变了环境，被改变了的环境又反过来改变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是一致的。环境的变化和人的变化都只有在人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得到合理解释。以上思想的意义在于，它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从宏观上、总体上揭示了人的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建立起一种科学的关于人的学说，实践人类学。马克思的论述也表明，他提出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旨趣，主要不在认识论，也不在“人化自然”，即人对环境的改变，而在人，在人的发展。讲环境，是为了讲人。这一条没有直接提到费尔巴哈，但由于在《提纲》一开始马克思就把费尔巴哈与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相提并论，所以这里所说的其实是费尔巴哈的事情。《提纲》第一条说费尔巴哈不懂实践的意义，第二条说因此他不懂实践可以证明思维的此岸性、现实性和力量，即可以改造世界。这一条进而指出，由于不懂得实践可以改造世界，因此看不到实践的人类学意义，看不到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又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最终只有用实践才能对人的存在与发展做出正确解释。

在整个《提纲》中，人们重视的主要是第一条，但实际上第三条与第一条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后面诸条只是这一条的展开而已。

(4.5。.6.7.8)第四、五、六、七、八条讲的是费尔巴哈的宗教思想。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哲学也是宗教，只不过以理性取代了上帝。批判宗教是费尔巴哈哲学的中心内容，尤其是他写于1845年以前的著作的中心内容。他对宗教的批判，最主要的成就是用人的异化揭示了宗教的秘密，从而把宗教问题归结为人的问题。他说：“人使他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然后，又使自己成为这个对象化了的、转化为主体、人格的本质的对象。这就是宗教之秘密。”[5][5]他又说：“人在宗教中将他自己的隐秘的本质对象化。这样就必然证明，上帝跟人的这种对立，分裂——这是宗教的起点——乃是人跟他自己的本质的分裂。”[6][6]这是费尔巴哈宗教思想的核心观点，贯穿在他对宗教的全部批判之中，自然也就成为马克思关注的重点。

马克思在《提纲》第四条中对费尔巴哈的上述思想作了肯定，但又把费尔巴哈的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既然人是环境的产物，既然宗教起源于人跟自己的本质的分裂，那么就应该在人的环境中，在宗教的世俗基础中寻找造成人的本质异化的原因——“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裂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 [7][7]如果认识到环境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那么对宗教的批判否定就应当从通过实践活动克服世俗基础的分裂着手，也即“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此，例如，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消灭。”[8][8]世俗生活的分裂造成人的本质与人分裂。人通过实践使世俗生活得到革命性改造，被改造的世俗生活反作用于人，促进人的发展并最终使人的本质回到人自身。一方面，这将彻底铲除宗教的世俗基础，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人的解放，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宗教的问题实质上是人的问题，消灭宗教就是人的发展与解放。显而易见，这一条是第三条的具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