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40年代，在世界上两个伟大的国度里——亚洲的中国和欧洲的英国，几乎是在同时，发生了两件现象相似而又性质不同的历史事件：

清顺治元年三月十九日（1644年4月25日）黎明，中国北京内城被李自成的军队攻破，明朝崇祯皇帝在紫禁城北门外的万岁山（在今景山公园），披发跣足，自缢而死，就是披头散发，赤着脚，吊在树上，自杀身亡。

清顺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1649年1月30日），英格兰伦敦的上千名市民，走向白厅广场，目睹了国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国王还发表演说。之后，刽子手挥起斧头，砍下了他的头，查理一世身首异处，悲惨而死。

这两个重要历史事件，虽然时间相近，只差5年；但是两位君王的结局、两个事件的变局，后果不同，相差甚远。崇祯皇帝上吊后，明亡清兴，由清朝取代了明朝，中国历史，清承明制，仍沿着封建体制路线图运行。而查理一世被议会判决处死后，英国历史，几经曲折，却沿着资本主义路线图运行。

历史车轮滚动近200年，出现了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变局：强盛的大英帝国，以坚船利炮打开了大清帝国的国门。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割地赔款——曾经盛极一时的大清帝国，逐渐变成了任西方列强宰割的羔羊。所以，清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难解难读的朝代：一方面，从历史纵向坐标来看，它曾经文纬武，寰宇一统，创造过“康熙盛世”的辉煌；另一方面，从历史横向坐标来看，它同列强差距，愈拉愈大，蒙受了丧权辱国的耻辱。因此，清朝历史不仅得到众多史学家的研究，而且受到几代中国人的关注。

从今天开始，让我们走近清朝的康熙大帝，通过了解康熙大帝不平凡的一生，回到17、18世纪之交的年代，观赏历史的波澜壮阔，考察清朝的兴盛衰亡，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汲取宝贵的经验教训。

康熙大帝（1654～1722年），姓爱新觉罗氏，名玄烨，8岁继位，在位61年，享年69岁，是清朝第四任皇帝。康熙大帝开创了“康熙盛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世界历史的典册上，他与几乎同时代的俄国沙皇彼得大帝、法国君主路易十四齐名，位列国际名君，声名远播世界。

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康熙大帝画像，一般是这样的：康熙帝端坐在宝座上，身着龙袍，表情严肃，完全是中国帝王的模样；而在本书的第一讲，我首先要展示给大家的康熙皇帝的画像，却是卷头发，蓝眼睛，鹰勾鼻子，身着洋装。在康熙帝之前，近两千年的三百多位皇帝，很少有人被画成洋人模样。那么，康熙帝被画成洋人的模样，说明了什么？说明康熙时代中国已经和世界开始连接在一起了。所以，要了解康熙帝，就要从他所处的时代讲起。

康熙皇帝之所以成为“大帝”，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时势与英雄的关系，古今中外，争论不休。我认为：是时势与英雄共同创造历史。

伟大时代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古今中外，争论不休。英雄必借时势，时势或出英雄。时者，天时。小天时可以做小事，成大事必有大天时。

康熙大帝，出生在北京紫禁城的景仁宫。他的父亲是清朝顺治皇帝，祖父是清太宗皇太极，曾祖父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他一出生就是皇子，8岁便继承了皇位。他的儿子雍正皇帝主持纂修的《清圣祖仁皇帝实录》，把康熙皇帝的出生说得神乎其神：

孝康章皇后（康熙帝的母亲）诣慈宁宫问安，将出，衣裾若有龙绕，太皇太后（孝庄）见而异之，问知有娠。顾谓近侍曰：“朕曩孕皇帝时，左右尝见朕裾褶间，有龙盘旋，赤光灿烂，后果诞生圣子，统一寰区。今妃亦有此祥征，异日生子，必膺大福。”至上诞降之辰，合宫异香，经时不散，又五色光气，充溢庭户，与日并耀。（《清圣祖实录》卷一）

这段记载，是雍正皇帝为了神化他的祖父和父亲而编造的，实际并不可信。康熙帝就说过：“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五）这就是说，康熙帝认为自己也是一位普通的人。

那么，康熙帝又是如何成就伟大事业的呢？这还要从他那个时代的“时势”谈起。任何人做事情离不开“天时”，而天时有大天时、有小天时。魏源在《圣武记》中说：“小天时决利钝，大天时决兴亡。”就是说，成小事业者要有小天时，成大事业者必有大天时。《孟子?公孙丑下》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就是说王者兴，必定有大天时，这里的五百年是一个概数。康熙帝就遇到了一个在清朝历史上、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少有的大天时。

康熙帝所生活的时代，正逢西方列强崛起，又处在两个发展高峰之间，而周边四邻还处于弱势。国际环境给康熙帝提供了挑战与机遇：

第一，中国和世界开始连接。

人类对世界的了解是逐步发展的。生活在地球上几块大陆上的人们，开始是封闭的，只知道自己，不知道大陆之外的世界。1487年（明成化二十三年），葡萄牙人的船队到达非洲南端的好望角。1492年（明弘治五年）10月12日，西班牙支持的哥伦布到达美洲。这两个事件，对世界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此，欧洲大陆和亚洲大陆、美洲大陆开始互通声气。从某种意义上说，21世纪的世界一体化，正是从五百多年前这两个历史事件发端的。康熙帝正生活在东西方世界由彼此孤立到互相连接的进程当中。

第二，西方崛起的两个高峰之间。

西方列强崛起，自公元1492年哥伦布地理大发现以来，先后出现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崛起，主要在17世纪；第二次高潮是英国、美国、法国的崛起，主要在18世纪；第三次高潮是俄国、日本、德国的崛起，主要在19世纪。

第一次高潮：15世纪中期（相当于中国明朝的中期），欧洲伊比利亚半岛上面积不足10万平方公里的葡萄牙率先崛起。王子恩里克终生不娶，主持艰苦航海事业。他的继承者，于1487年（明成化二十三年）到达非洲南端的好望角。从此，其势力到达美洲巴西、亚洲印度。葡萄牙殖民者1511年（明正德六年）强占马六甲，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强行租占澳门。到康熙时期，葡萄牙仍占据着澳门。因澳门离京师遥远，对中原影响不大，没有引起清朝当权者应有的重视。但葡萄牙的地位很快被西班牙取代。一个叫哥伦布的意大利航海家相信地球是圆的，认为从欧洲西航可以到达中国和印度。他的计划在葡萄牙遭到冷遇，却在西班牙得到支持。1492年（明弘治五年）10月12日，哥伦布到达美洲。西班牙后来将这一天定为国庆日。事情无独有偶。麦哲伦也因在葡萄牙被冷遇而到了西班牙，1519年（明正德十四年）开始，到1522年，完成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绕地球一周的航行（麦哲伦中途死亡）。以此为契机，西班牙对外大肆扩张，迅速崛起。今拉丁美洲除巴西外，多说西班牙语，就是这一历史的明证。

1588年（明万历十六年），西班牙舰队在与英格兰的海战（史称“英西大海战”）中败落，西班牙从昔日的霸主高位上跌落下来。这时，正是中国明朝万历年间，清太祖努尔哈赤刚刚起兵五年。

代之而起的是荷兰。荷兰是欧洲的一个小国，领土面积仅相当于今北京面积的2.5倍。荷兰人凭借航海、贸易、金融等，迅速崛起，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发行股票融资，建立股票交易所、银行等。1624年（明天启四年），荷兰殖民者侵入台湾，占领台湾南部的赤嵌（kàn）；两年后，西班牙殖民者侵占台湾北部的基隆。后来荷兰人赶走西班牙人，独占台湾。顺治十八年（1661年）十二月十三日，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结束了荷兰人在台湾38年的统治。这时，荷兰也逐渐走向衰落。

第二次高潮：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英国“光荣革命”，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美利坚合众国独立，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法国大革命。第三次高潮：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俄国废除农奴制，1868年（清同治七年）日本明治维新，1871年（清同治十年）德国统一。

康熙帝生于1654年，死于1722年，正好是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上半叶，处于西方大国崛起的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之间。具体言之，就是处于葡、西、荷与英、美、法的两个高峰的低谷之间。这给康熙朝提供了宝贵的独立发展时间，六十多年几乎没有受到西方列强的干扰。澳门、台湾，虽然形势一度很严峻，但都没有影响朝廷大局。这是康熙帝大展身手，建功立业的一大外部因素。

第三，四邻国家都比清朝落后。

清朝的周边国家，东面的朝鲜，皇太极时已经向清朝纳贡称臣，其国王受清帝册封。西面的哈萨克、阿富汗都比清朝经济落后，更没有形成气候。南面的越南、泰国、缅甸、马来亚、菲律宾、爪哇等，都比清朝落后、弱小。西南的印度，处于莫卧儿帝国时期，受喜马拉雅山阻隔，也没有同清朝发生纠纷与摩擦。清朝北面和东面后来的两大强敌——俄国和日本，在康熙时期都还没有崛起，俄国废除农奴制是在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日本明治维新则在1868年（清同治七年），都是在康熙朝以后。虽然俄国有些小的动作，但都被击败，没有形成大的威胁。至于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他们大体同时。二者的比较，以后要专讲。

总之，此时的“西方”，经济方面，工业革命还远没有开始（1765年，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织机，是康熙帝的孙子弘历乾隆三十年的事）；文艺复兴时代的科技，在明末已经传入一些，康熙帝本人也比较重视学习，但是这些东西对生产的影响本来就不是很重大；政治方面，欧洲国家都是君主制（民族国家形成时期），英国在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发生“光荣革命”，确立君主立宪制，倒是值得借鉴，但那时英国的力量还基本达不到中国（17世纪荷兰是“海上马车夫”，18世纪法国很厉害，19世纪英国才是海上霸主），而且当时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效仿。至于美利坚合众国，则是康熙帝死了半个多世纪以后才建立的。所以说，给康熙帝扣上“丧失学习西方、富国强兵机遇”的帽子，是不太公平的。

这是康熙帝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再看国内的形势。

在中国，康熙帝要成就一代伟业，历史为他提供了挑战与机遇：

第一，金瓯需要一统。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点燃了后来被称作“七大恨”告天的战火，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南明最后的象征——台湾郑氏延平郡王郑克塽归清，时间跨度，整整百年。这一百年间，中华大地一直处于战争和分裂状态中，人民最重要的历史期待是什么？作为帝王，最重要的历史使命又是什么？是重新实现金瓯完整。完成这个百年历史使命，既是康熙大帝的责任，也是康熙大帝的荣光。

第二，民众需要富裕。战争的破坏，社会的动荡，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在北方，“一望极目，田地荒凉”；在中原，“满目榛荒，人丁稀少”；在江南，“荒凉景象，残苦难言”；在湖广，“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在四川，“民人死亡，十室九空”。就全国而言，经济态势，极其严重：国库空虚，民生凋敝，田土抛荒，路暴白骨，村无炊烟，户无鸡鸣。民要富，家要兴，族要盛，国要强。这既是历史赋予康熙大帝的责任，也是康熙大帝的荣光。

第三，文化需要融合。自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打着反抗民族压迫的旗帜对抗明朝，到康熙帝即位时，再到吴三桂反叛，满汉之间，文化差异，异常凸显，冲突不断。满族统治者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曾经实行错误的屠杀政策，流传到现在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抗清”等故事，就反映了这种由此引发的汉族军民的强烈反抗。特别是多尔衮摄政以来，在中原地区普遍推行“剃发、易服、圈地、占房、投充、捕逃”等“六大弊政”，更激化了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实现“文化融合”既是康熙大帝的责任，也是康熙大帝的荣光。

第四，天下需要太平。一百年间，地不分南北，族不分夷夏，人不分老幼，民不分贫富，大众都蒙受着战乱、屠杀、大旱、水患、瘟疫、地震等灾难。黎民百姓，背井离乡，饥寒交迫，奔波流离，历尽苦难，饱经沧桑，他们最渴望天下太平。而实现“天下太平”的百年梦想，既是康熙大帝的责任，也是康熙大帝的荣光。

康熙帝的时代，既有国际有利时机，又有国内有利时势，还有个人的历史机遇。

康熙帝个人的历史机遇主要是：登上帝王的舞台。康熙帝的父亲顺治皇帝共有8个儿子，但他临死前在世的只有6位，实际上可考虑继位者只有2位，这就是皇二子福全（皇长子已死）和皇三子玄烨。很侥幸，玄烨被选中，成为清朝的康熙皇帝。应当说，康熙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没有受到外国势力干扰而获得独立发展的时期。然而，庸君在伟大时代仍然是庸君，英君在伟大时代却为伟人。当时的国际环境与国内环境给康熙帝的事业提供了难得的有利形势。

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从世界历史大势来看，西方大国崛起，逐浪推进，清朝面临最后一个可以长期独立发展的机遇。

第二，从中国历史规律来看，大乱之后往往有大治，短命天子之后往往有寿君。明末清初，数十年战乱，给康熙大帝提供了一个做明君的历史机会。

第三，从满洲贵族集团来看，康熙大帝正好处在从“打江山”到“坐江山”的转变——满洲虽占有中原大地，却没有坐稳江山，如果不能恰当处理满汉民族关系，而使民族矛盾激化，有可能会重蹈蒙元最后被赶回漠北的历史悲剧。而如能缓和各种矛盾，成功实现“转型”，其“守成”之功，实同“开创”。这是康熙帝成为一代“ 大帝”的重要条件。因此，清朝二百九十六年历史发展的关键，看康熙！那么，康熙帝怎么办？

《孟子?告子下》曰：“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康熙帝精读《论语》，熟读《孟子》，他对儒家的至理名言，不仅烂熟于胸，而且实践于行。康熙帝肩负着家族的、民族的、国家的、天下的重任，登上历史舞台，施展雄心抱负。

康熙大帝为了爱新觉罗家族，为了满洲族群，为了中华民族，为了天下太平，尽了自己的心力。他的原则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他的旨趣是：“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敬天法祖之实，在柔远能迩，休养苍生，公四海之利为利，一天下之心为心，体群臣，子庶民，保邦于未危，致治于未乱。夙夜孜孜，寤寐不遑，宽严相济，经权互用，以图国家久远之计而已。”（《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五）

康熙帝在国际、国内、朝廷三方机遇与挑战的态势下，继任清朝第四任皇帝，登上历史舞台，执政六十一年，开启了史称“康雍乾盛世”的时代。《清史稿?圣祖本纪》论曰：“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圣学高深，崇儒重道。几暇格物，豁贯天人，尤为古今所未觏（ɡòu）。而久道化成，风移俗易，天下和乐，克致太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