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开始讨论汉字的性质问题。汉字的性质，指的是汉字区别于其他文字的根本特性。汉字的性质这个问题的提出与西学东渐有着直接的关系，早期的汉字性质的讨论也往往是运用比较文字学的方法讨论汉字与西文的根本不同之处。

　　1931年，徐银来在《夜光》1卷2期上发表《中国文字的特性》一文，拉开了汉字性质讨论的序幕。徐文的主要观点是：“一国之文字，自有其一国文字之特性，而其文字组织所特具之方法，则为其文字特性之所在。在欧西音系之国家，其文字之组织，由多数之单纯音符骈合成复杂之文字，而其所以为多数音符所骈合，则为其文字组织之特具之条件，亦则其文字之特性也。谓其为音系之文字诚确论也。至如吾国文字，偏旁相生，以五百四十之部首，为基本字，生生不已，至于数千，至于数万，则以不同性质之二种符号，配合成文。一者代表意义之符号，一者代表读音之符号。代表意义符号之意义，则本字之意义；代表读音之符号，则本字之读音。一字之音，一字之义，共标同著。考说文九千余字，康熙字典五万余字，十八九皆形声之字是可知也。在今日之中国文字，以言偏旁相生，以言形声，皆不可通之说也。何者？盖形声之为言，谓有形之可象，如原始时代固然矣，而在今日之形，果何如乎？则字形之与事物之本形，不在毫厘之间。至偏旁之说，乃二种符号在一字之内，相对之称谓也。在本字之作用上，无论若何，代表不得。故在今日中国文字在其作用上而言，其一代表本字之读音也，谓之为音符可也；其一代表本字之意义也，谓之为义符可也。在古谓之形声，在今谓之音义，此音义之文字，为吾国文字之特性。或谓中国文字为形系之文字，吾宁谓为音义系文字。此音义系文字最为奇特者，则识五百四十之基本字，余则可以覆案，而此五百四十又不失其为独立之文字。彼音系之国家，以音见长，然其代表之意义，则除机械之记忆外，别无他法，以披十数万之字，不其累也。况彼字之音，每有长短高下之种种不同，除特为标识及记忆外，则不免有混淆之弊。此吾国文字所是沾沾自豪者也。”

　　1957年，周有光在《中国语文》7期上发表《文字演进的一般规律》一文，认为；“综合运用表意兼表音两种表达方法的文字，可以称为‘意音文字’（ideo- phonograph）。汉字就是意音文字之一种。”

　　1988年，裘锡圭出版《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一书，书中说：“文字是语言的符号。作为语言的符号的文字，跟文字本身所使用的符号是不同层次上的东西。例如汉字‘花，是汉语里花草之{花）这个词的符号，‘廿’（革字头，原作‘卿’，即古草字）和‘化，则是‘花’这个字所使用的符号（‘花’是一个形声字，‘廿’是形旁，‘化，是声旁）。……讨论汉字性质的时候，如果不把文字作为语言的符号的性质，跟文字本身所使用的字符的性质明确区分开来，就会引起逻辑上的混乱。……一种文字的性质就是由这种文字所使用的符号的性质决定的。……汉字在象形程度较的早起阶段（大体上可以说是西周以前），基本上是使用意符和音符（严格说应该称为借音符）的一种文字体系；后来随着字形和语音、字义等方面的变化，逐渐演变成为使用意符（主要是义符）、音符和记号的一种文字体系（隶书的形成可以看做这种演变完成的标志）。如果一定要为这两个阶段的汉字分别安上名称的话，前者似乎可以称为意符音符文字，或者像有些文字学者那样把它简称为意音文字；后者似乎可以称为意符音符记号文字。考虑到后一个阶段的汉字里的记号几乎都是由意符和音符变来，以及大部分字仍然由意符、音符构成等情况，也可以称这个阶段的汉字为后期意符音符文字或后期意音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