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传释词》，十卷。清王引之撰。成书於清嘉庆三年（一七九八）。有清嘉庆二十四年（一八一九）王氏家刻本、道光九年（一八二九）学海堂《皇清经解》本、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钱熙祚《守山阁丛书》本、一九五六年中华书局校印本、一九八四年岳麓书社黄侃、杨树达手批排印本。

　　王引之（一七六六——一八三四），字伯申，号曼卿，江苏高邮人，训詁学家。嘉庆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卒謐“文简”。承绪其父王念孙音韵训詁之学，世称高邮王氏父子。在训詁上，注重以声音通训詁，创获良多，尤其注重虚词研究，有重大成就。著作有《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字典考证》等。《清史稿》卷四百八

　　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王引之赴京城从其父王念孙学习经义，“始取《尚书》廿八篇紬绎之，而见其词之发句、助句者，昔人以实义释之，往往詰鞫为病”（《自序》），因此，萌发了注释古书中虚词的念头。由於得到其父的指导，“发明意恉，涣然冰释，益復得所遵循，奉为稽式，乃遂引而申之，以尽其义类。自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凡助语之文，遍为搜讨，分字编次”（《自序》），积数年之功力，至嘉庆三年（一七九八）始成此书。

　　《经传释词》收录虚词凡一百六十组，二百六十四字。以音同义近归组，以守温字母为序排列。从卷一至卷四是喉音声母字，卷一凡十组十六字；卷二凡八组十三字；卷三凡十二组二十二字；卷四凡二十二组三十八字。卷五是牙音声母字，凡二十三组三十九字。卷六是舌音声母字，凡十五组二十一字。卷七是半齿半舌音声母字，凡九组十一字。卷八是齿头音声母字，凡二十二组三十七字。卷九是正齿音声母字，凡二十五组三十七字。卷十是脣音声母字，凡十四组二十字。此书前有阮元《序》，书后有钱熙祚《跋》。

　　此书在编排上，先叙述各字的用法，再引例证说明。引用例证时，则先溯其原始，然后阐明其演变。如“谓”字条下，先引“家大人（王念孙）曰：谓，犹为也”，再引《易》、《诗》、《左传》、《国语》、《淮南子》、《韩诗外传》、《史记》等例证说明，再以“家大人曰，谓犹为（去声）也”、“谓犹与也”、“谓犹如也”，阐明“谓”字的遭变之道（卷二）。此书在取材范围上，只限於西汉以前的古籍，主要是上古经典著作，特别是《尚书》二十八篇。同时，对於各个虚词的通常用法，则因为是“常语”而一概省略，仅限於补前人所未及，正先儒所误解的部分。

　　《经传释词》的主要成就有四：

　　一、开创虚词研究的新局面。王引之之前，对於古书虚词的研究，前辈学者往往并不重视，认为虚词的作用只是“审辞气”、“通文法”而已。但王引之则提出虚字“不以实义解”的原则，认为“经典之文，字各有义。有字之为语词者，则无义之可言，但以足句耳。语词而以实义解之，则扞格难通。……善学者不以语词为实义，则依文作解，较然易明，何至展转迁就而卒非立言之意乎？”（《经义述闻·通说》）王引之研究虚词，认为应当“窥测古人之意”，还虚词以本来面目，正确地理解文意，而不是“捨旧说而尚新奇”（《自序》），明确地区分了虚词和实词的界划，表达了新颖的虚词研究的观念。

　　二、运用“因声求义”的方法，发先人所未发。王引之以家学庭训，用“因声求义”的方法，指出了一大批前代学者未曾发现的虚词，而且论证绵密，断制谨严，极富创见。如先儒认为“有”与古“又”同声，因而，“有”可通“又”。王引之认为，既然同声，应可互通，“今之学者，但读十有一月，十有二月之‘有’为‘又’，而他无闻焉。俗师失其读也。‘有’、‘又’古同声，故‘又’通作‘有’，‘有’亦通作‘又’。……石鼓文：‘澫又小鱼。’一诅楚文》：“又秦嗣王。’并以‘又’为‘有’。”（卷三）再如“乡”与“向”（卷四），“盍”、“曷”与“何”（卷四）等，均为音同互通例。同时，此书又广引古注，发明先儒的晦义，如“为”（卷二）引赵岐注，“惟”（卷三）引郑玄笺，“思”（卷八）引毛亨传，“夫”（卷十）引刘瓛《孝经疏》、高诱《淮南注》等，将其虽注而未明的晦义，发明光大，为后世学者的探究，开辟了门径。

　　三、广参眾说，正先儒所误解。在训詁学中，很早就认为实词易训，虚词难释，因此，对於虚词的注释，先儒所误解处是不少的。王引之利用汉魏以来，特别是清代诸家的研究成果，不为凿空之谈，不为墨守之见。既出於汉学门户，又不囿於汉学藩篱。凡前代累讼纷紜、久未决断者，则以是否合乎经义，是否“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为标准，来作出决断。即使前辈学者，如顾炎武、惠楝、段玉裁等，也直言不讳，直指其误。如“不”（卷十）字条下，纠正了自《毛传》、《郑笺》以及《史记》、《汉书》以来的误解，认为“既误训，又乱其字之先后矣”。“夫”（卷八）字条下，纠正了郑注之误，凡此种种，不在少数。

　　四、揭示了训解虚词的方法。在此书中，王引之运用了多种方法来训解虚词，如：学同文以互证，举两文以比证，因互文以知同训，即别本以见义，因古注而后推，採后人所引以相证等。（钱熙祚《跋》）这些方法大多相当科学，也可以成为后世学者研究的借鉴。同时，王引之对虚词内部的区分，也进行了初步的探求。如“云”字条下，就有“云，发语词也”、“云，语中助词也”、“云，语已词也”（卷三）的区划。又将全书的语词，分为“常语”、“语助”、“嘆词”、“发声”、“通用”、“别义”等六种。再如“不”字条下，提及语序问题（卷十）；“於”字条下，阐述了单句各词之间、复句各分句之间的相承关係（卷一）等。同时，此书在释义中，也随文论及了一些同义虚词连用的现象。如“詎”字条下，论及“何遽”、“何渠”、“岂詎”、“奚距”、“庸詎”、“寧渠”等词（卷五）；“其”字条下，论及“其”可与“乃”、“曷”、“伊”、“克”、“堪”、“维”等连用（卷五）；“焉”字条下的“焉乃”等（卷一）。这些现象都是前人所未论及而王引之首先提出的。

　　《经传释词》也有它的不足之处。例如：一、断代较早。此书以“经传”为名，因此收词仅取九经、三传以及西汉以前的书面语。收词面既狭窄，释义和引证也不能更广泛和深入，所起的作用也有一定限制。加以对“常语”认为育浅义近，不须加以解释和辨析，使得它的应用范围不大，仅是在钻研较深的经传典籍时，才有助於参考。二、偶有闕漏以及误解古书处，甚至在《经义述闻》中已论及的，此书也或有失载。而断句失误或误解古书处，也间有所见，即所谓“旧解非误而强词夺之者；亦有本非臆造，而不能援古训、比声音以自证者”（章太炎《王伯申新定助词辨》）。

　　《经传释词》刊行后，补正衍释的书，主要有孙经世《经传释词补》、《再补》；吴昌莹《经词衍释研》等。究著作有章炳麟《王伯申新定助词辨》、裴学海《经传释词正误》（均见本书中华书局本附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