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录》，十一卷，续录十二卷。明薛瑄著。编成于景泰七年（一四五六）以后。通行本有嘉靖四年（一五二五）刊本、《四库全书》本、《西京清麓丛书》本、光绪二十六年（一八九四）泾阳柏经堂刊本。改编本有万曆中侯鹤龄刻《读书全录》，然去取之间，颇失作者原意；《正谊堂全书》本，张伯行据薛瑄前后两录重加分类，编爲八卷，《丛书集成初编》据此本排印；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戴楫《读书录条贯》亦据薛瑄原书分类编排。

　　《读书录》爲薛瑄数十年读书的心得笔记，包括哲学、文学、政治、自我修养等内容。其中的教育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下学人事，上达天理。天理，指伦理道德。人事，即「事父」、「事君」等道德行爲。薛瑄认爲，理在气中，理不外事，故有是事则有是理，「下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人事，便是上达仁义礼智、元亨利贞之天理。」（卷四）这一思想反映到教育上，即形成重视实践的教育思想。他针对当时许多士子空谈义理而不实践的现象，指出：「古者诗书礼乐，多就事上教人，而穷理亦就物上穹究，故所学精粗本末兼该而无弊。后世或论理太高，学者践履未尽粗近，而议论已极深，故未免有弊也。」（卷五）他以孔子的教学爲例：「孔子教人，説下学处极多，説上达处极少。」（同上）谓《论语》一书，孔子多就事而言，而理就在其中。其答问仁处，亦只有以求仁之方、爲仁之资告诸子。至于仁之理则未尝及之。薛瑄认爲，宋儒答学者之问，多告以性与天道之妙，乃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他主张，教师应多教人在事上磨炼，少讲高远的理论，以免学者脱离实践，流于「虚无」。

　　二、略啓其端。薛瑄继承发展孔孟的教学思想，提倡教人不能道尽义理，而应使人深思自得。他认爲，学的过程是一个「觉」的过程，只有学者自觉，才能融会贯通：「学者觉也」，「学须有觉，方得总会处。」（卷五）教师的作用，就在于啓发学者自觉：「理之在人心，固无先后，而人之觉是理者，则有先后焉。先觉者以斯理觉后人，俾暗者明、邪者正，故谓之师。」（《文集》卷二《送白司训序》）从这一观点出发，他认爲教人只能略啓其端，如果轻易将义理全部道出，学者不仅不能吸收，反而忽视其中的含义，「徒增口语之哗」（卷四）。只有啓发学者自觉自得，才能「守之固而不忘矣」（同上）。

　　三、循序渐进。薛瑄反覆指出，教人之法，最宜谨先后深浅之序，决不能超过学者的现有接受水平。具体地説，即自小学以至大学，自「洒扫应对、孝弟忠信之常，渐及乎精义入神之妙，循循有序，使人得而依据。」（卷一）大学教育以朱熹的《四书集注》等爲教材，也要循序渐进，先读《四书》正文，后读传注。待熟之又熟，领会其精神之后，再读各家小注；先读朱熹《集注》、《章句》、《或问》等「定论之书」，后读《语类》等「非定论之书」；即使是定论之书，也有个先后轻重之别。

　　四、学思行结合。薛瑄教学者，爲学应抓住熟读、深思、力行三个环节。书须熟读，读书须宁静、宽徐、慎密，使心入其中而得其妙。还应深思义理，他説：「因其言以求其言之实理于吾心可也。不然，则滞于言语而不能有以自觉矣。」（卷一）更重要的，是要求将学到的义理「反诸身」，落实到行动中。他批评当时把读者作爲「出身干禄之阶梯」，而不知反身以求实的风气，提倡：「读圣贤书，于凡切要之言，皆体贴到自己身心上，必欲实得而力践之，乃有益。不然，书自书，我自我，虽尽读圣贤书，终无益也。」（《续录》卷十一）

　　有关的研究资料，有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