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进入肃顺幕府，成为“东华幕客”（章太炎戏改王闿运《甲午游仙诗》有“东华幕客曾谋逆”句），看似偶然，实则在王闿运的妙算之中：朋友李篁仙、龙汝霖、高心夔的荐引；天下形势与肃顺所宜采取之妙策，……这一幕与刘备、诸葛亮的《隆中对》颇为类似。只可惜这样的鸿词对策随祺祥政变而湮灭不存。

咸丰九年十二月，王闿运离开曾国藩建昌大营，由赣入浙，在杭州度岁。次年三月经苏州、扬州、淮安入京参加第一次会试。结果“榜发报罢”，未能录起。那时王闿运尚未留日记，我们无法知道那次会试的细节，而《湘绮楼诗文集》中留下了《丙寅人日因散帙见高大心夔庚申人日见寄诗意旧游作示知者》诗和《会试萍始生赋》。《人日诗》中有句：“高车谬写夷吾书，大卷浓涂保和策”，高车，即公车，意指参加会试；夷吾是管仲的号，会试的第一场，“余试礼部，赋得高车高捆，误以为《管子》书事也。”高车高捆典故本出《史记·孙叔敖传》，闿运记错了，误以为出自《管子》。科考出错了典，任你字字珠玑，也只有黜落的份。王闿运是个最由着性子、驰宕不羁的人，心想：横竖是落第，不若一不做二不休出它一次大格，留一段在科场史上。所以接下来的五经义一场，闿运为扬才露已，干脆丢开五经义不论，做了一篇《会试萍始生赋》。该赋的题记说：“咸丰十年，会试天下举人。天子命大学士周祖培为正总裁官，二场试五经义，至礼记，独发此‘萍始生’一句，案其义例，说数十言明白矣。而功令限三百字以外，乃作赋一篇。又禁挟片纸，不得录稿。既黜落领卷，故题为会试赋云”。王闿运在科场不写八股文，而洋洋洒洒写下一篇美赋，“有一佳人之当春兮，蕴遥心于曾澜。淡融融而不自恃兮，对风之无端。何浮萍之娟娟兮，写明漪而带寒。隐文藻与冰苔兮，若揽秀之可餐……”阅卷官看到这份卷子大为惊骇，一来，这是数百年科考中破天荒的第一次；二来，大赋本身同样惊世骇俗的美。在高官大佬的“叹息”声中，此事很快在京城中流传开来。王闿运成了誉满京城的大才子。我们既叹其捷才，复惊其卓异，率性而行，宁做江湖之剩雁，不种科举之名田。他以游戏心态赴京会试，酬接士林，究竟是想做一个文坛侠少？还是他掐指能算，一定能够得到权倾朝野的肃顺的赏识，平步青云地进入了朝廷的权力中心和决策中心，做起“帝王之师”？此事扑朔迷离，正史不敢涉及，王氏诗文没有记录，曾国藩又大删此段时间的日记，廓清迷雾，只能留侍日后。

王闿运的好朋友时居肃顺幕府的湖口高心夔，也参加了此次会试，上一次他通过了阅卷官一关，进入殿试，因诗题限押“文”韵而误入“元”韵，名列第四等，与三甲失之交臂。此次他再次闯入殿试，得诗题“纱窗宿斗牛得门字”，出处为唐人孙逖的《夜宿云门寺》，“门”字在韵部属“十三元”，而高又误入“十一真”，考试出韵，内容再好也要被淘汰，榜下，高心夔又列四等，没做成进士。“场中莫论文”，失意苦笑之余，王闿运送给高一幅工整的对联：平生双四等，该死十三元。这便是“大卷浓涂保和策”的本事。

会试失败，王闿运以“京师人文渊薮，定计留京，寓居法源寺。于时名贤毕集，清流谋议，每有文会，多以法源寺为归。”其时他的老朋友龙汝霖、李寿蓉、郭蒿焘、邓辅纶、高伯足、许仙屏、莫子偲、尹杏农，妻弟蔡与循都在北京谋职，其中龙汝霖受聘户部尚书肃顺家授其子读，李篁仙供职户部，高心夔为肃幕谋主，与肃顺的关系均十分密切。王闿运通过三人引荐，得以结识肃顺。
肃顺姓爱心觉罗氏，字裕亭，满州镶蓝旗人。咸丰时官至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深得咸丰帝倚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朝野。为人豪放，颇有侠气，在晚清朝廷亲贵中，独能延揽人才，泯除满汉畛域，重用汉人。喜刚愎用事，有睥睨一切、辟易万世之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与俄国使臣谈判，严辞峻拒沙俄对乌苏里江地区的侵略要求；1858年于柏俊科场舞弊案和1859年户部宝钞案之处置严厉，颇见其铁腕。
肃顺阅人多矣，怎么初识王闿运就会一见倾心，深相结纳呢？《湘绮楼日记》中有一段话：“凡人有所成就，皆志气作主。肃王身当姬旦之地，若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恐不能无覆珠之虑。”这应该是王闿运与肃顺“隆中对”的基点，警策的开场白深深点中了肃顺的心病：政坛需要用实力说话。虽然身居户部尚书领军机，深得文宗依重，位尊势极，但对手叶赫拉那、奕蓨势力哪敢小视？连续几年，痛下猛药，固然为朝廷扫除了一些顽疾，因此开罪的人也不知有多少。文宗在世，他们奈何不了我，一旦文宗宴驾，个人安危虽不算什么，大清社稷就堪忧了。接下来与“虑不出庭户”相反的“远虑”是什么呢？不得而知。若作出一个假设的话，那应该是建立与湘军集团的联系以巩固其地位。

王闿运的说词打动了肃顺，因此很顺利地进入了肃顺集团，成为“肃门五君子”之一，参与军政谋略。《年谱》记当年之事云：“肃公才识开朗，文宗（咸丰）信任之，声势暄赫，震于一时。思欲延揽英雄，以收物望。一见府君激赏之。八旗习俗喜约异姓为兄弟，又欲为府君入赀为郎，府君固未许也。”可见肃顺对王十分看重。王闿运虽未接受约为兄弟、入赀为郎之请，内心还是十分惬意的，曾说：“初入京师，独为肃顺豫庭所知，时肃得君专，留予自辅。吾辞以无斧柯（功名），肃言从容谋之。”费行简在《近代名人小记·王闿运》中云：“顺奉之若师保，军事多以谘之。”费氏是王闿运的弟子，自然了解一些老师早年与肃顺的关系，且不排除王曾在弟子中提及过一些与肃顺关系的情况。另外，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王闿运》记载：“大学士肃顺素钦其才，延馆于家，奉之若师保，机要咸与咨访”，“一日，为草封事，文宗（咸丰皇帝）阅之叹赏，问属稿者何人，肃顺对曰：‘湖南举人王闿运。’上问何不令仕？曰：‘此人非衣貂不肯仕。’上曰：‘赏貂’。衣貂者，即翰林也。”《清史稿·儒林三·王闿运》中也谈到肃顺咨询过王闿运军政大事。另据王闿运本年《七夕诗》、《法源寺宴集序》、《牵牛花赋》，王闿运赁居法源寺，与诗友同调迭为文酒之会，一次王闿运为东，肃顺派人送来瓜果和俄罗斯酒为其助兴，足见两人关系之亲密。所以王闿运在肃顺幕府期间，对肃顺的一些机要事件作过重要参谋，完全是可能的。
“肃门五子”为高心夔、王闿运、李寿蓉、龙汝霖和黄锡焘，五人中高为江西人，其他四人都是湖南人。王闿运在肃顺幕府的时间大约是咸丰九年（1859）四月至咸丰十年（1860）八月，其中还曾离京去山东济南，作《上征赋》及济南途中秋兴诸诗，时间非常短暂。王闿运在肃门除参与军政谋义以外，最重要的作用是沟通与湘军集团的联系。晚清史藉中还有“湖南肃门六子”的说法。醒醉生（汪康年）《庄谐杂录》卷三：“湖南李篁仙（名榕）[按：李篁仙名寿蓉，汪康年误]、严六皆（名咸，溆浦人）、黄翰仙、邓弥之、邓保之及王某，为肃门湖南六子。”

咸丰九年底，王闿运在肃幕的谋划进入实施，肃顺与后党的争斗渐趋白热化，紫禁城内，剑拔弩张、杀气弥漫。一些政治头脑非常敏感的朋友，对肃顺的政治前途并不看好，亦对王闿运与肃顺的关系不以为然。王闿运好友溆浦严咸之父严正基就认为肃顺在朝廷缘政峻厉，怨家甚多，尤其是戊午科场舞弊案，佐咸丰皇帝申国法以救积弊，朝中牵连甚多，深为朝官怨恨，虞其将败，惧王闿运得祸，遂“手书诲以立身之道，且举以柳柳州（柳宗元）急于求进，卒因王叔文得罪，困顿以死，言之深切”。王闿运当然熟悉这段史事，心里极佩服此老的识见。唐顺宗永贞元年，任王叔文、王伾以及柳宗元、刘禹锡、韦执谊、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等十人，推进政治变革。以权阉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发动宫廷政变，顺宗被迫禅位太子。权阉得势后，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一生侘傺，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得严氏书后，王假事至济南，在山东巡抚文煜衙门里度岁，并与何绍基、郭嵩焘游过大明湖、珍珠泉，至咸丰十年三月，才回京寓居法源寺，意欲不以肃党授人以柄。
这些只是表象，能够影响王闿运的，是曾国藩的态度。

曾国藩是什么态度呢？就在王闿运进入肃幕不久，曾国藩在与胡林翼的信札中说：“近来科场事（按指戊午科场舞弊案）株连甚广，夷事办理太柔，均不甚惬人意，常思一陈鄙愚。而回顾在外数年百无一成，言之滋愧，宁默默也。”（见《曾文正公书札》第七卷）从这段话我们不难看出：曾国藩一度“思”对肃顺集团建言，因对时局把握不准，采取“宁默默”静观的骑墙态度。当然，传导至王闿运的则是依然殷勤，所以王闿运自负地说：“曾、左雅信任闿运言”。咸丰十年初，太平军袭杭州，诱金陵围城之敌分兵往援，趁时击溃江南大营，常州、苏州相继失守，在左宗棠“天意其有转机乎”、胡林翼“朝廷能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的企盼中，肃顺向咸丰帝举荐曾国藩出任两江，咸丰十年四月，御旨下，“先行赏加兵部尚书衔，迅速驰往江苏，署理两江总督”，六月，实授两江总督，“并授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至此，湘军终于从久作偏师步入了居天下之重的位置。有史家认为曾国藩膺两江重任是因清廷环睹无人不得已而为之之举。我们以为，时势固然如此，而人谋亦不可或阙。

咸丰十年九、十月间，肃、王的布署仍然在推进，若得湘军集团支持，慈禧、奕无能为也；而曾国藩的态度仍然暧昧。八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并占领天津，京城危在旦夕。九月二十五日，朝廷谕旨曾国藩派鲍超率兵三千北上“勤王”。其实这是肃顺对曾国藩集团立场的一次考量。试想，三千勤王兵对于整个战局何异杯水车薪，外患当前，谕旨为何不招湘军倾力北上？从江南到京畿征程数千里，远水又岂可解近火？更有甚者，谕旨发出的前三天即九月二十二日，咸丰帝已离开北京前往热河。对于肃顺的试探曾国藩应对裕如，直至十月十九日才上《奏请带兵北上以靖夷氛摺》，“恳请”咸丰帝在他和胡林翼之间简选一人率兵北上，仿佛朝廷指向哪里，湘军就打向哪里。
曾国藩的骨子里不是这么想的。严正基能够看到的，曾国藩岂看不到？为京官十数年，从政经验丰富，耳目遍及京城，他不肯轻易转进漩涡。在他看来“古来窃利权者每遘奇祸”、“处大权大位而兼就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清人逸事》中有一则记载：左宗棠于劣幕官司解决后，为神鼎山寺拟联：“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左拟好以后，封稿专差送胡林翼，请胡转曾国藩共同修改。胡一字不动转送曾，曾改“似”为“未”，送还胡。胡于其上批曰：“一似一未，我何词费”。从中我们可以见出曾、左、胡遇事互通声气以及此时的取向。我们不应苛求古人，曾国藩“恐蹈权臣干政之嫌”并非没有道理，慈禧的功臣胜保最后还不是被砍掉了脑袋？

和老沉的政治家不同，对于严正基、尹杏农“行藏须早决，容易尽中年”的规劝，王闿运表现出的是诗人的慷慨和豪迈：“李斯五刑不足惜，彭王藁首谁相问？”九月二十二日英法联军前锋逼近海甸，咸丰帝率百官、后妃逃往热河，肃顺随幸，恭亲王奕姨衵北京。咸丰惊吓之余病入膏肓，肃顺的处境变得艰危。“为国谋兼为肃顺谋”，早在六月，王闿运就亲赴祁门曾国藩大营，与热河的肃顺桴鼓相应，希望能在关键时刻说服曾国藩率兵北上。
王闿运在祁门呆了整整三个月，未能成功，心知大势已去，无可挽回，十月，写下五律组诗《发祁门杂诗》二十二首，黯然返回长沙。 当时王闿运年仅二十九岁。“纵横计”的破灭，使他生发出“白发人将老”的慨叹，而“独惭携短剑，真为看山来”、“乾坤漂泊尽，风雨送孤游”、“孤客十年事，寒溪一夜声”、“虽为千里送，终是一人归”，满纸落寞，字字冷隽，诗人之不遇，又为诗坛添一杰作。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在热河病逝，遗命肃顺等八大臣为顾命大臣，辅佐六岁的幼主载淳继位，改元祺祥。此时，王闿运正居母丧。他仍然没有放弃努力，至书曾国藩，力劝曾国藩率兵入觐，提出肃顺与恭王亲贤并用，共同辅佐幼主的主张，申明后宫不得干政的祖制，以阻止慈禧垂帘听政。曾国藩非鲁莽之流，岂肯冒昧行事？遂“得书不报”。十月，慈禧与恭亲王奕哨手发动辛酉政变，肃顺等顾命王大臣被诛，十月五日，以“祺祥”二字意义重复为由，改明年年号为“同治”。一场叱咤风云的政治大搏杀，在王闿运“太息痛恨”、“每念府主，泪涔涔而下”中落幕。

简牍上的历史未必是信史，太多的时候是冤屈甚至荒唐可笑。王闿运常谓杨度书痴，自己何尝不痴？痴于情，痴于义，痴于信，痴得一生聊倒。按照传统道统观，顾命八大臣作为钦命的领导集体，具有无可争辩的合法性，任何剥夺其辅政权利的行为，都是抗旨犯上、大逆不道。但是，武力、阴谋可以改变政治权利的合法性、正当性，成王败寇的原则适应朝代鼎革，同样适应宫廷政变。在辛酉前后慈禧、恭王内外勾搭，结党营私，演出了一场贼喊捉贼的大剧中，曾国藩游刃其间，火中取栗，没有体现出他一贯标榜的“捍卫道统”之痴，这是王闿运不曾想到的。与曾国藩的炉火纯青相比，王闿运“纵横计不就”不也宜乎？后来王闿运屡与人言“清亡于杀肃顺”，又在长沙碧浪湖文会上说：“湘军将帅皆伧父”，“碧浪湖里多鲫鱼”，对曾、左之流深表不屑，不随流俗沉浮，不知傍大树取余荫，可谓痴心不改。

应当说慈禧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女人，祺祥政变得手以后，鉴于当时国内形势不稳，除诛杀肃顺集团十余员主要成员外，并没有连坐穷究，相反，她当着朝臣的面，烧毁肃顺与朝中政要及友好往来的文件、书信，以释众臣之疑虑。百官感激涕零之余，烧书信、删日记……把所有的线索抹扫得一干二净。历史的真相宛如一页白纸。(摘自：湘潭尹铁凡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