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读后感范文

《子夜》——“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瞿秋白语)，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和社会矛盾的典型环境中——上海，解释并塑造了一个民族资本家的典型——吴荪甫。在一连串戏剧性极强的情节中鲜活地展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贯串《子夜》全书的主线。环绕这条主线，《子夜》反映了1930年左右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的全貌。

30年代上海的畸形发达已在社会学界成为定论,它是个危机四伏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城市,买办资本主义日益发达,民族的现代化、工业化只能是吴荪甫的雄心壮志的梦想。封建社会固有的传统和东西搀杂的殖民地文化不能给女性提供一个自主的空间,倒是制造了靠色相谋生的徐曼丽、刘玉英、冯眉卿一类的特殊人物。她们引领时代潮流的表象的特征缺乏确实的经济条件和文化环境作基础,和当时畸形的商业一样的浮躁虚幻。周作人在评价上海时曾经直截了当地说“上海气”的基调是中国固有的“恶化”,上海只有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而在“上海气”的人们看来,女人是娱乐的器具。

吴荪甫是个民族工业资本家，也是《子夜》的主人公。他机智果断，抱负远大，在上海那个灯红酒绿拜金的大城市中占有一席之地。他精明强干，为自己的梦想雄心勃勃地拼搏。他一口气吞并了八个小厂，想成为工业界领袖;他与大兴煤矿公司总经理王和甫等人创建了益中信托公司;也曾在公债市场上狠赚一笔。但生不逢时，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不能让他施展自己的才略。双桥镇的农民暴动摧毁了他在家乡经营的产业;他苦心经营的丝厂工潮迭起;处心积虑组建起来的益中公司又因为产品滞销而成为箍在身上的“湿布衫”;在公债市场上又饱受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的打压。但当他想放弃时，他仍对自己说：“不!我还是要干下去的!中国民族工业就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项了!丝业关系中国民族的前提犹大!只要国家像个国家，政府像个政府，中国工业一定有希望的!”这是《子夜》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尽管吴荪甫最后终因为在公债市场与赵伯韬的角逐失败而破产，他的这一句话，还是给我留下了无数的感动与钦佩。除此之外，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环境的描写。例如它用“天空张着一望无际的灰色的幕，只有西边的天空像是破了一个洞，露出小小的一块紫云。太阳仓皇的面孔在这紫云后面向下没落。这种平淡的环境描写，”以及其他一些恶劣的环境描写暗示人物的命运或喜或悲。茅盾先生还在很多地方通过自然景物的描写来渲染气氛，衬托人物情绪的变化，来鲜明显示人物性格。“他绝不为写景而写景，写景即为写人。有时是因情取景，有时是借景写情，情景交融，文无虚笔。”著名评论家冯雪峰在谈到吴荪甫这一人物形象的时候，他明确指出：“这是茅盾对我们文学的一个贡献，这个贡献是别人不曾提供过的。”的确，在《子夜》问世之前的文学史上还没有人塑造过像吴荪甫这样成功的民族资本家典型，可以说吴荪甫的出现为中国文学史的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艺术元素。在《子夜》中，茅盾先生自觉地展开了对于自己所处时代的“全方位”的正面描绘，向世人展示了30年代初中国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在帝国主义侵略下和经济大崩溃中的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殊死搏斗，农民的破产与暴动，中小城镇商业的凋敝，市民阶层的破产，知识分子的苦闷与毫无出路，以及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民族意识的逐渐觉醒与爱国抗日运动的最初发动。吴荪甫作为一个生活在30年代的上海以经营产丝业为主的民族资本家，他无法摆脱内外交困的险恶环境。

第一，他无法改变中国丝在国际市场上受日本丝排挤打压的被动局面，而当他把损失转嫁给工人时，必然引起工人的不满和反抗。这对于30年代上海急于恢复的工人运动来说,无异于火上浇油;第二，1929年底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农村的破产促使了农民运动的兴起，吴荪甫与双桥镇农民矛盾的激化，宣告了他的“双桥王国”理想破灭，这又使他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第三，1930年4月爆发的南北军阀间的中原大混战以及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的迅速发展，加剧了上海工业和金融界的波动，使买办资本家与民族资本家的斗争愈发白炽化。

吴荪甫所处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他性格上的两重性，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性。一方面，吴荪甫年轻时曾去过欧美，他的留洋经历使他积累了管理现代工业的知识，掌握了一套剥削工人、经营企业、与同行竞争的经验和手腕。吴荪甫有着远大的抱负，他热心于发展家乡双桥镇的实业并打算以拥有十万人口的双桥镇为基地构筑起他的“国家像个国家，政府像个政府”的“双桥王国”来。这种强烈的事业心正是吴荪甫个人独特的魅力之所在，也是我们容易对其萌生同情感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吴荪甫又因其阶级局限而无法摆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共有的先天性缺陷。他必须面对两组矛盾，一是与帝国主义走狗——金融买办资本家赵伯韬的生死角逐;二是他虽精明能干，但其法兰西式的资产阶级性格使得他与工人的对立日益尖锐。他拼命地榨取工人的血汗，尤其是当他受到赵伯韬不断升级的威胁，感到资金捉襟见肘、生存近乎危险的时候，更是从工人身上蚕食资本。他置身于冲突的中心，事件的进程使他性格的各个侧面暴露无遗：他时而果敢专断，时而犹疑惶惑;时而信心坚定，时而颓废恐惧;遇事好像胸有成竹，实则往往举措乖张。吴荪甫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正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真实写照。吴荪甫的悲剧，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是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法则，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更加的殖民地化了。时过境迁，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个成熟的企业家阶层——民营企业家快速崛起。他们既是这个时代的先行者和“弄潮儿”，又是推动时代变革、刷新中国面貌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党和政府相继制定出台了许多扶持民营企业的政策方针和法律法规，并提出对民营企业实行政治平等。这将有助于进一步打破企业“出身成分论”，消除对民营企业的政治歧视，努力营造“政治上认同，社会上尊重，政策上支持，经济上保障”的良好发展氛围，为民营企业的继续前进扫除思想认识上的障碍。当前，我国政治清明廉洁，社会安定繁荣，经济健康发展，这也为民营企业的创业和成长提供了优越的条件。现今的民营企业家，与小说《子夜》中的主人公吴荪甫存在着不少的相似之处。他们大都白手起家，后来通过不懈努力和艰苦奋斗取得成功，得以在商界占据一定地位，蔑视那些倚仗强大后台而有所成就的专横跋扈者。他们喜欢挑战，情况越是艰难刺激，他们越是热情高涨。吴荪甫瞧不起美帝国主义豢养的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再加上赵伯韬有意要摧毁他的“双桥王国”，迫使他俯首称臣，这些都坚定了他要和赵伯韬决一雌雄的信念。然而，当危险严重威胁到自身利益的时候，他们又会一反过去的坚决果断、满怀信心，变得焦躁不安、优柔寡断，通常欲以孤注一掷挽救失败。与赵伯韬明争暗斗了几个回合，益中信托公司因亏损八万元栽了跟头而停业。赵伯韬欲向吴荪甫的银行投资控股，吴荪甫不合作的态度强硬。为了不被赵伯韬吃掉，在公债市场的最后决斗中，他把丝厂、住宅以及八个日用品工厂的资本全部拿来押做“空头”，但由于杜竹斋，这个他一度推心置腹的合股人的倒戈相向，把资金秘密地投到了赵伯韬的名下，吴荪甫彻底破产了。

但毕竟时代环境迥然不同，今天的民营企业家与吴荪甫在某些方面还是存在较大差异的。吴荪甫曾留学欧美，有很高的知识文化修养，精通企业经营管理，注重规模生产，而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富起来的民营企业家一般个人文化素质较低，缺乏高新科学技术知识和现代企业管理能力，立足于家族式管理，小作坊式生产经营，产业升级慢，发展后劲不足。此外，吴荪甫创办实业的目的是为了振兴发展民族工业，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束缚，最终实现资本主义，表现了他强烈的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而现今的民营企业家创业的初衷是为了生计，他们思想守旧，本着“小富即安”的传统观念不愿继续壮大自己，并且不够关心政治，只一个劲地盯着企业经营的好坏看。在对待工农群众的态度上，吴荪甫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一面，又有残酷压榨剥削工人、农民和仇视工农革命运动的一面。当工人为争取自己的生存生活权利而进行罢工时，他不仅收买“忠实而能干的部下”和蒋汪两派的黄色工会，在工人中安插工贼，拉拢、分化工人队伍，还勾结反动势力，动用大批军警特务，进行血腥的镇压，甚至亲自出马，坐镇指挥。而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工农群众是国家的主人，民营企业家也均被改造成无产阶级，老板与员工之间地位平等，阶级矛盾与剥削关系已不复存在，各阶层团结友善，共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奉献力量。

《子夜》透过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发展，鲜明有力地显示了整个时代复杂的发展趋势：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以及中国企业的封锁、侵略吴荪甫的悲剧是民族危机深重时期的产物，它是不可避免的;而民营企业家的喜剧是民族崛起强大时期的产物，它亦是大势所趋的。倘若将吴荪甫和民营企业家相互调换生活时代，结果依旧如此，只是悲喜剧的主角变了而已。茅盾先生的《子夜》写出了30年代初期中国民族工业资本家们生存的困境。外有连连的战事，内有帝国主义所豢养的买办金融资本家们的打压。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像吴荪甫一类想以工业振兴中华的宏伟梦想只得是幻像，像肥皂泡泡一样，飞得再高，也终究逃不过破碎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