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看完了《看见》这本书时，我非常震撼。

在这本书中，柴静并没有明确的上升到“民族、人性”的角度，去使读者觉醒。面对书中的“旧闻”，有些所谓“公论”已早在人心。但书中大胆假设：公论一定就是对的吗？

这种公论的倾导性，一部分是普世价值观，一部分是人云亦云。忘了是余秋雨还是哪位作家写过，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集体迷失的时代。这种迷失隐性存在着，而且由于集体性，所以很难被发觉。于是就出现了无理的谩骂，或是分阵营的对骂。骂归骂，很少有人能够提出解决的方案，即使有方案，也很快在新的骂声中被湮没。于是问题越堆越多，民众在抱怨问题难以解决的同时，又在不断抨击提出的方案，对于某些试行的方案也很难主动配合。诚然方案本身的好与坏质量参差，但骂之除了舒缓自己的压力，痛快自己的神经之外，有什么积极作用呢？

从国产历史来讲，我们早在远古时期便已经有了阶级、贫富、专制的体系，这个体系经历几千年，从无史到有史。在整个民族的文化、历史、文明中，难以找到“平等、共赢、民主”这类的史实。当今天我们开始呼唤要这样或那样平等的时候，你相信我们骨子里都不存在的东西会出现吗？

反观现在充斥大众欢愉的那些影视书籍，“戏说”、“穿越”等等层出不穷，若是当“科幻”理解也便罢了，但真的拿其当科幻的，能有几人？于是一干皇帝成了明君，一干后宫成了明婆。宁愿跟着皇帝妻妾流眼泪，也不愿反思劳苦大众血泪。一个连历史都可以随意改编的民族，你能相信会强大吗？“借古喻今”？你敢说吗？

由此说到《金陵13钗》和《1942》。作为电影来讲，的确是殿堂级的。我对其的不爽，也只是因为档期不合适，以及13X的炒作手段。都是想要表现人性的影片，都想唤起良知。但是早在鲁迅时，我们的民族性就已经总结概括了，一个是麻木，一个是阿Q。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看到底，也无非是这两个，只是追加了一个环境性的词：“酱缸”。这些早就是通病，仿佛是民族的伤疤一样。我们很多人都不敢承认自己有这样的伤疤，而作为电影，还非要揭起这个伤疤，血淋林地要民众承认，怎么可能呢。文艺作品里，把“人性”体现的很到位的，目前比较推崇表演工作坊的《台湾怪谈》。赖声川作品都涉及人性，但以此作为最佳。

于是看完《看见》，我的三观也开始重塑。以前的忧国忧民愤青情绪瓦解，慢慢要学会千百年来早就形成固有化的游戏规则。

从前很爱看侦探类型的文艺作品，福尔摩斯或者古佃任三郎什么的。很多这类型的作品都喜欢写一句话：“真相只有一个”。然而什么是真相，谁来判定“真相”的真相，却只有作者的意图，和读者的经验。我不懂法律，自然对真相没有那么强的求知欲。柴静也没有打算探求真相，只是把矛盾方的意图和想法不加修饰地展现出来，至于到底是不是真相，谁能判定。

由此想到，我喜欢上一个大学同窗，但她不喜欢我。当告诉她喜欢她时，曾担心过窗户纸一旦捅破，可能连多年的朋友之谊都没了。作为自卑到极点便会自负的性格，我也很想知道她不喜欢我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年龄、收入、前途、星座……，这些综合起来，大抵就是她不喜欢我的“真相”。然而现在，真相根本就不重要，因为窗户纸虽然捅破了，但窗户还是窗户，并不会因为局部的变化，带来根本性质的改变。窗户纸上的那个洞会漏风，但若是迷人春风，或是清凉夏风，或是醉人秋风，也不失为一种收获。付出不一定有收获，何况根本没付出，凭什么就要有收获呢。

在当前的时间、空间、历史、文明的维度下，一切都是合理存在的，这个观点的树立是摒弃不现实或超现实主义的利器。曾经大学时有过一个讨论题目--理念和口号的区别。所谓理念，就是一直在执行的行为；所谓口号，就是根本没有执行的愿景。所以对那些不可能实现的，一律归于口号，喊几嗓子壮壮胆而已，没有实际的意义。

《看见》中还对我进行重塑的，就是包容。因为一切存在都是合理，所以对于侵害，一方面要保护无害方，同时也要谅解这种情况的发生。包容不同于容忍和宽容。容忍还有个“忍”，表示造成了不悦但没有改变侵害。宽容有个“宽”，表示一方的大度，不是平等的“容”。唯有包容是全方位的容。

虽然已经看完了这本书，但它的内容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