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当的灾难讲述者

不用统计，阿富汗出现在新闻频道的频率远胜于瑞士、挪威这些太平世界，甚至也远胜于卢旺达、克什米尔这样曾经烽火连天的地方。最新的消息是──塔利班强调，阿富汗政府必须在20日前释放8名被关押的塔利班人员，否则，20

类似的消息在过去几十年内，总是在这片凋敝的土地上层出不穷地冒出。8名、20多人、100多人、数万人、据不完全统计……这些事关统计学的词语，正在逐渐取代新闻受众对苦难肉身的具体记忆。

我感觉那被抬走是抽象的数据，或遥远的物件。我由此收视疲劳，甚至丧失同情。这大约也是悲剧一种。

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伊利・威塞尔在作《大屠杀之后的艺术和文化》演讲之时，曾设问：艺术和文化将以什么面目来体现当年的集中营和大屠杀?就我理解，这种新闻式的数据汇聚，是难堪其任的。威塞尔似乎更迷信于普通人的证词，他为此欢欣鼓舞。这大概是个了解灾难的角度，毕竟我们终极的关心不是要落在毒气本身的杀伤力上，而更应该落在具体而实在的人身上。但我却对原生态的普通人证词也感到担心，我以为这里面会存在大量堆砌口号和感叹号的机会，你很难让一个逃生的人情绪稳定，理智地将悲剧止于当止之处。

我认为这样的任务理应由他们的精英、代言人(即富有责任感的写作者)承担。写作者相对宽大的精神疆域及相对准确的艺术能力，能确保他们找到人道灾难讲述的突破口。从阿富汗出逃到美国的卡勒德・胡赛尼，就是这样一个恰当的讲述者。

对认知疆域的扩展和深入

我们猝不及防，承受不住心理的悲伤落差，因为我们早就知道，那件有红色大桥塔尖的T恤，正是穿在莱拉父亲身上的。他的名字叫哈基姆。他死了。他的妻子法拉芭同时丧命。记住这些名字有助于消除我们只知道马苏德将军的无知，尽管他们是虚构的。

而这样的灾难只是小说中的插曲，类似的灾难一遍一遍发生在莱拉和玛丽雅姆身上，并扩展到贫穷、私生子、家庭暴力、生理疾病等领域，使人难以看到希望。希望就像是好不容易从地缝里长出的花儿，当它刚展开手臂时，坦克车那大象式的脚掌无情碾了过来。

我一度以为自己是在阅读余华嗜血的《活着》或安德列耶夫的《瓦西里・菲维伊茨基的一生》，我难以抵抗这里面四处汹涌的暴力和灾难。但上述两部作品似乎更像是作者在驱赶一个叫徐福贵或瓦西里的蚂蚁，在展现自己对残忍和真理的迷恋，而《灿烂千阳》里的人，则一如真实中存在着的阿富汗难民，他们瞪着眼，惊恐地看着政局做梅花间竹式的变化。苏联人也罢、联军也罢、军阀也罢、塔利班也罢，民众总是被选择者，而不是选择者，他们成为各种潮流和利益的牺牲品。早上出去了，晚上不见得能回来。他们没有那么多的交通意外，他们的意外正在变成生命的常态。

这就是胡赛尼对我认知疆域的扩展和深入。他战胜了世界各大通讯社。

旁观者麻木的心灵被撬动

在阅读他写的《灿烂千阳》时，我感到自己作为旁观者麻木的心灵被撬动了。我记住了两个阿富汗妇女的名字──莱拉、玛丽雅姆，并由此想到每一个阿富汗妇女，她们曾经或正在承受希望的不停破灭和灾难的不停发生。正是这种由彼及此的人道体验，我盼望战争在这个国度永远消失。

我开始设想那呼啸的炮火之下死去的人，他们恢复了具体的模样，像我们一样吃饭并有悲伤和幸福的本能。他们中的莱拉，和父亲一起陷入到减少行李分量的苦恼──假如只能带五本书，我将带哪五本?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好，他们准备雇很大的出租车逃难，但就在此时，呼啸声和一道白光掠过。

莱拉飞了起来，她看见天空，然后是陆地，然后是天空，然后是陆地。一大根燃烧的木头从她身边飞过。同样从她身旁飞过的还有一千块玻璃的碎片，莱拉觉得自己似乎能看清每一块在她周围飞舞的碎片，慢慢地、一块接一块地不停翻动，每一块碎片上面都有阳光在闪耀。像是细小而美丽的彩虹。

──我从没见过这么唯美的描写，和这么好的译笔。在这灿烂景象之后，是我们的心脏突然接收到三个阿富汗受难者的悲惨信息──莱拉撞上墙壁。摔倒在地上。她记得最后看到的是一大块鲜血淋漓的东西，在那件东西上边，一座红色大桥的塔尖穿过一阵浓雾。

一个让人绝望的故事

说说小说吧，私生女玛丽雅姆在母亲自缢后被父亲抛弃，来到鳏夫鞋匠拉希德的家中，成为他的妻子;受过良好教育的莱拉在两个兄弟死于战场，自己又侥幸从炮火中生还后，被拉希德设局欺骗到家中，成为玛丽雅姆的竞争者。拉希德是个暴力的象征，是个挥动皮带的恶魔，他构成了两位阿富汗妇女最直接的灾难，在他身后，是无尽的炮火和制度对妇女群体本身的漠视。

这是个让人绝望的故事。

玛丽雅姆在埋葬流产儿亡魂的土堆之旁悲伤地祈祷：赐予我以支持，赐予我以支持。而莱拉拿着辐条将要结果腹内的孩子……她们出现了难以坚持的情状。

就在这绝望之时，我感觉到《明尼阿波利斯星坛报》在书评里所说的话：如果注定要面对惨淡的人生，我们将何去何从?这句话有点萨特的意思。这也是本文的第二个问题。

从写作者的角度说，将故事停留在绝望之处，是个不坏的选择。俄国作家安德列耶夫正是借助这股及时刹车的力量，通过神职人员瓦西里的疯狂，完成了对上帝的控诉。《灿烂千阳》也可以止步于此，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对阿富汗政局及借政局获取利益的人(比如可耻的拉希德)形成控诉的合适作品。或者说，它还可以成为一部昭示人道灾难的合适作品。

再没有比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死尸更震撼的事情，再没有比看到让你认同的人无路可走更悲凉的事情。那失去语言的肉身，正在成为力量积蓄的源泉，就像风暴来临前的寂静。但是这部作品将主题设置为“一千个灿烂的太阳”，准确地说，它的主旨并不在让读者完成“知”，而在于要让自己心目中的阿富汗妇女体现出“行”。

在灾难之中、之后，仍然有大量的阿富汗妇女活着，她们如何经历悲伤，如何度过悲伤?这就是那个问题，何去何从?

悲凉的她们在飞越悲凉

胡赛尼为我们展示了一条道路：希望百折不挠。覆巢之下，仍然有自我拯救。微弱的呼吸正在战胜冰冷的武器。

书名《灿烂千阳》出自诗人赛依伯之手(人们数不清她的屋顶上有多少轮皎洁的明月，也数不清她的墙壁之后那一千个灿烂的太阳)，隐喻美丽的阿富汗妇女。我们不妨将之看作是胡赛尼对阿富汗妇女的承认与期许，他感觉到苦难的她们在超越灾难，悲凉的她们在飞越悲凉。

这很容易让人想到俯拾皆是的好莱坞作品，比如在阿富汗流行一时的《泰坦尼克号》(作者原本将书名起为《泰坦尼克城》)。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滥觞于舞台的“心灵鸡汤”，和艰难不匹配的“希望”，正在成为人们心目中乏力、俗套的结尾。这很容易使人怀疑：混迹美国的胡赛尼是不是正在借助阿富汗的苦难资源，来完成一次对美国文化和美国读者的取悦?人们既猎了奇，又满足了出眼泪的心理需求?

而文本所提供的莱拉、玛丽雅姆、塔里克等人物，一如余华在兄弟里塑造的高大全人物宋凡平，勇敢、善良、友爱、负责。作为对立面，拉希德则彻底沦落为猥琐、丑陋、凶狠、自私的人物。

这种主角刻画方式极端、简单、苍白，符合一般肥皂剧和通俗小说的套路，应该包含了胡赛尼煽情的居心。但是抛开这个问题不谈，我们是不是要问自己一声：所有的人，包括坏人、好人、不好不坏的人，是不是都应该去寻找一些温暖呢?

将作品的洪流拉向光明的尾巴，是不是有责任的写作者必须完成的心灵救赎?

是的，没有什么比坚持活下去并饱含信心地活下去，更能拯救千疮百孔的土地和尸横遍野的记忆。这是作为阿富汗人主体的胡赛尼惟一能做的选择，他无法旁观。

惯于听命、备受歧视的玛丽雅姆在绝境之下做出自己的选择，她用铁锹打死拉希德，拯救了快要被掐死的莱拉，并坦然地走到刑场，最后一次服从了别人的命令???“跪在这里，夫人，头朝下。”而千辛万苦从苦难之地流亡到巴基斯坦并在那里找到安身之所的莱拉，也果断地选择回到仍然潜伏着危险的阿富汗。恰如她吟诵的哈菲兹诗句：如果洪水即将来临，吞没所有的生命，诺亚方舟是你们在风暴中心的指引，请别悲哀。

请别悲哀。让我们从《局外人》的阅读经验跃升到《鼠疫》，忘记米兰・昆德拉对来自苦难之地知识分子的嘲笑，让我们试图看到人和人们，正像向日葵，向着有太阳的地方生长。

他们不是谁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