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五四”运动到今天，新文学的历史进程已过了27年。所谓新文学，盖具“推陈出新”与“革新”两种意义。如新小说之异于章回体，新诗之打破格律，新戏剧之易象征为现实，由原始形式的野台子戏变而为合于现代舞台条件的艺术品，皆所谓彻头彻尾“革新”了一下。而新的散文独不然，乃兼有推陈出新与革新两义。所谓推陈出新，指承袭旧有的散文形式与思路而别具一种新风格新姿态，说起来与晚明小品隐约有着内在联系(这是周作人的观点，参见他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后者则系全盘接受西方散文或散文诗的影响，直接将外国语法与西洋思想糅入文中，即所谓“革新”是已。前者若周作人、俞平伯、冯文炳、朱自清、郁达夫、沈从文等人的散文大抵皆属之;他如鲁迅的杂文，梁任公、胡适之、刘半农、顾颉刚等人的学术性散文，亦不妨称之为“旧瓶装新酒”。后者则徐志摩最先高树一帜，卓然成家，江绍原、梁遇春、卞之琳、李健吾(刘西渭)咸属之。当然前者也受到新思潮的鼓?和西文风格的洗礼;后者国学造诣也已相当成熟。但论到文章流别，这样区分大概不算太错，虽然笼统则不免也。

(二)

我第一次读到钱钟书先生的文章，(读书笔记 )是在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发行的 《文学杂志》上——那是由朱光潜先生主编的。如无“七•七”国变，这刊物恐怕要算有新文学运动以来一颗最丰硕最甘美的果实了。其后又在几种西文杂志上读过他的少量英文作品。再有，即本书是已。读钱先生的散文，无疑地要把他归于后一派，因其风格是彻头彻尾的“西方化”。更有几个特长应该提出：第一，他有极似苏东坡、徐志摩两人充沛的文章气势;第二，他有王安石、龚自珍和培根(Bacon)的老到洗练、挺拔波峭的文风。至于引经据典，翻空出奇以渲染文章的色泽，犹其余事。武断地说：钱先生一支笔诚足以震撼今后的文坛，而于当前“才难”的情形下，他真称得起一支生力军了。

钱先生于西学造诣极深，因而文字风格近之，此自不成问题。但我们不要忘记，他是著名国学大师基博先生的哲嗣，而钱穆先生之从弟也。夫“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家学渊源，自然不同凡响。因而我们能体会到他之所以能有驾驭本国文字的力量，使之矫然不群;却又俨然?矩，实由国学基础深厚所致。“根深”则“叶茂”，诚不诬也。

曾在清华读书的师友每向我谈及，钱钟书很狂傲，非常自大。则知非狂傲固不能有那种磊?不平的气势，所以我说他像王荆公、龚定庵，也并非无根之谈了。

因而我联想到往时听燕大吴兴华先生谈，想要走新文学这条路，不念西洋原著，不读中国古书，只看看现代新文学作品，恐怕是徒劳。然则“五四”时期一班前辈的论调，把旧的一笔抹杀，似乎近于偏激。真要使新文学的前途更灿烂更夷旷，非疏浚古的泉源，发掘旧的宝藏，吸收先哲的遗产，再加上新的土壤和肥料——科学化的缜密构思，世界先进思想的洗礼，是不会有希望的。只?哔于线装书，固然贻人以“穷年没世，不免为陋儒”之讥;若但斤斤于西文，而无统驭本国文字能力，其结果亦难免“事倍功半”，斯为半个洋人而已。至于读了鲁迅杂文便想作骂人文章，读几本茅盾、老舍的小说就想描写现实的黑暗，或唱两句徐志摩、朱湘的诗，看两出曹禺的戏，也就妄拟于诗人编剧者之林，则将不仅见笑于一二人而已矣。

(三)

最后，应该说几句关于《写在人生边上》的话。

这是一本包括十篇散文的集子。前有小序，谓人生是一本大书，这里的文字不过是写在人生这本书旁边的空白上而已。每一篇文章都浓烈地带有西方小品的隽永风趣。主要的作法是将窄题宽作，或宽题窄说，或衍及旁义，或故作翻案。看去醒目，想来醒脾，却又有至理在内，并非故作惊人之笔。至于缺点，则嫌于西洋文献征引过于繁富，对不懂西文的人来说则近于卖弄，而看过原文的人又难免认为贻笑方家。然而大醇小疵，瑕不掩瑜。如《一个偏见》、《论快乐》、《谈教训》三篇都极精辟。《谈<伊索寓言>》及《魔鬼夜访钱钟书》则纯系借题发挥。而《说笑》、《吃饭》等篇，又未免近于流俗。最好的一篇鄙意应推《窗》，明快清新，正如当窗小眺。而文锋虽似偏激，却含浑不露锋芒，且绵密精致。所谓风人之旨，殆近之焉。如以小品正格绳之，此其是矣。

最末两篇曰《释文盲》、《论文人》。因为笔者自己即是个一无足取的文人，故特别对它们认真阅读了一下。窃以为现在的文人“盲”者甚多，而“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的废料又充斥社会。像这样的文章真嫌作者不多，读者无几。作者最后的一句话：“我们应当毁灭文学而奖励文人——奖励他们不做文人，不干文学。”看上去殆如态度虚矫偏激的人在大声疾呼，其实说这话的背后却正存在着多少无名的悲哀，和不知对谁倾吐才好的难言之隐。

于是使我这样忝列于文人之林的人，真要“掩卷而泣”了。

1946年五四节写讫。

注：《写在人生边上》，1941年出版《开明文学新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