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读后感作文3000字

早在工作之初即在导师的推荐下，怀着无比崇敬的心理拜读过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由于人生经历和学识等因素的限制，对费老先生的大作深层意义理解仅限于文字层面，其中蕴含的深厚社会意义与现实意义不甚了解。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5306人，占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49546人，占50.32%。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东部沿海和南方地区城市化远远高于中国西部地区，也就是说，中国的西部，农村人口远远高于城镇人口，在县一级，农村人口比例基本占到全县人口的80%，而基层法院所管辖的案件90%以上都与农民有关。那么，如何在一个经济和文化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做好司法工作是我们每个司法人都应当思考的问题。

工作之后，在我国西部基层法院工作至今，由于工作的性质，常年来走村下乡，工作于农村的田间地头、土灶泥炕之间，与农村群众拉家常、收庄稼已经成为工作的一种常态，也使我对中国社会这个罪庞大的群体有了一个最直接的观察与思考。去年在书店看见一本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怀着对农民兄弟的深厚感情和对费孝通先生的崇拜，买下后回家细读之，结合当前基层法院工作的现实需要，使我对当前乡村环境下的司法工作有了一个更加深入的认识，也对我所从事的西部基层法院工作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

一、《无诉》与“审判五进”。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的《无诉》一文中认为：“但是在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中做人，如果不知道‘礼’，就成了撒野，没有规矩，简直是个道德问题，不是个好人。一个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如果有非打官司不可，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了传统的规矩。” ……“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的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地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但是理想的礼治秩序并不常有的。一个人可以为了自私的动机，偷偷地越出规矩。这种人在这种秩序里是败类无疑。每个人知礼是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费老先生的观点在现在的西部农村地区同样适用，去年笔者所在法院有这样一个案例：王老汉有三个儿子，在86年分家时，大儿子和二儿子在各分的一间房屋后分家另过，王老汉与三儿子居住两间房屋，后三儿子不幸病逝，王老汉在老伴过世后，身患重病，无人照看，大儿子与二儿子因有分家协议不愿照看王老汉。王老汉无奈将两个儿子起诉到法院，法官经调解，双方还是无法达成协议。后户县法院决定借助“审判五进”平台，在王老汉所在村公开开庭审理该案。开庭当天，大儿子与二儿子经法庭合法传唤，没有到庭，而是在开庭时委托村干部要求法庭调解，后经法庭当庭调解，王老汉的赡养问题当天予以解决。后来还有一起赡养案件，法庭同样是决定在原被告所在村开庭审理，在开庭公告张贴后，双方就达成调解协议。

深思户县法院这两起案件的审理过程和结果，使我对费老先生的《无诉》一文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虽然农民群众没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但是他们也认为“如果不知道‘礼’，就成了撒野，没有规矩，简直是个道德问题，不是个好人。” “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于是前边所说的两案的被告在得知法院要在村里开庭后，很快就答应赡养老人，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害怕村里人说他“没有道德，不是个好人”，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种可羞之事”。于是我就想，如果在审判工作中，我们能够利用“审判五进”平台，针对一些特殊案件，以“审判进农村”的形式，就地开庭，不仅可以使案件顺利审结，也能起到教育群众的效果。

二、《文字下乡》与法律宣传。法律宣传是法院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宣传不是交给群众生硬的法律条文，而是让他们知道法律，用法律来解决生活中的纠纷。费老先生在《乡土中国》的《文字下乡》一文中说到：“其实乡村工作的朋友说乡下人愚那是因为他们不识字，我们称之为‘文盲’，意思是白生了眼睛，连字都不识。” “‘愚’如果是智力的不足或缺陷，识字不识字并非愚不愚的标准。智力是学习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学习，不论他有没有学习的能力还是学不到什么的。”同样，我们不能说农村人不懂得法律或者不认识法律条文上的字就说他是愚的，如果他没有学习或者接触法律，他怎么会知道、懂得法律呢?懂不懂法律，与他们识字或者是农民无关，而与我们是否给他们提供懂法的机会有关，与我们的法律宣传工作有关。

费老先生在《乡土中国》的《文字下乡》一文中又说：“所以在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同样，我们在法律宣传过程中，也要注意宣传的对象，做到有针对性，教给农民群众真正需要的法律。如果你教给祖辈耕种的农民《海洋法》，你能期望他们弄懂吗?可能《土地承包法》等能够很快的使他们变得“懂法”起来。

三、《长老统治》与司法调解。调解是当前解决错综复杂农村社会矛盾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我们有很多法官对个别农村案件是“久调不决”，究其原因，乃调解方法问题。费老先生在《乡土中国》的《长老统治》一文中写到：“……说近似而不说确当是因为这里还有一种权力，既不是横暴性质，又不是同意性质;既不是发生于社会冲突，又不是发生于社会合作。它是发生于社会继替的过程，是教化性的权力，或者说爸爸式的，英文里是paternalism。”“因之，每个要在这逆旅里生活的人就得接受一番教化，使他能在这些众多规律下，从心所欲而不碰着铁壁。”“教化性的权力虽则在亲子关系里表现得最明显，但并不限于亲子关系。”鉴于此，使我联想到在司法调解过程中，有我们法官在调解中所不能说服的地方，我们法官为什么不借助这种“教化性的权力”来帮助我们做司法调解工作?比如在邻里纠纷中，双方互不让步，判决后的执行成本显然大于群众的诉讼利益的案件中，法官借助这种“教化性的权力”在得到案结事了的同时，也更有利于农村地区的社会和谐。

《乡土中国》可以说是了解中国社会中不可不读的一本书，再次细读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与审判实践相结合，发现对我们做基层法院工作、审理农民群众案件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社会理念和工作方法。虽然该书论著成于上世纪40年代，但是时至今日，还是值得基层法院工作同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