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总比问题多

――读《方法总比问题多》有感

中国有句老话：“只要想办法，办法总比问题多！”，这也是我在读完《方法总比问题多》这本书后得出的结论。

掀开中国近现代史，从1840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代又一代优秀中华儿女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命运，毅然踏上了漫长艰辛的求索之路，寻找救国良方。

洪秀全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期望通过农民大起义的方式来推翻腐朽的满清政府和西方殖民势力，建立一个“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国。在满清政府和西方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太平天国起义和后来的义和团运动先后失败，表明农民阶级暴动这种方法无法救中国！

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对满清政府的统治造成了沉重地打击，使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精英”感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以奕訢、李鸿章为首的洋物派借鉴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开始了声势浩大的自上而下的洋物运动，修铁路、办工厂、造轮船、建海军。但在封建保守派的阻挠下，戊戌变法仅历百日就宣告失败，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远走日本、香港，表明封建统治阶级自我改良这种方法也无法救中国。

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通过武昌起义推翻了腐朽的满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但仍然无法推翻三座大山，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况，中国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上海洋租界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依然醒目。这说明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无法救中国。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8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中国无产阶段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中国革命从此焕然一新。广州大罢工、二七大罢工等全国各地的工人运动展示了中国产业工人的力量。但广州起义、长沙惨案、南昌起义等一系列教训，说明照搬苏俄包围冬宫式的“中心城市革命论“在中国行不通。毛泽东领导下的革命队伍在江西井岗山建立了第一个红色政权，开辟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二十八年浴血奋战，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起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我想，面对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没有上述一代代有识之士的上下求索，穷尽一切方法，也许在满清腐朽统治和殖民主义者的日削月割下，中国就会象昔日庞大的罗马帝国一样迅速分崩离析，或者被吞并蚕食，或者分裂成非洲式的几十个众多的小国家，民族、宗教、意识形态纷争不断，社会动荡，战乱不息。所以，中国的近代史也印证了书中的观点，就是只要努力想办法，方法总比问题多。

话说回来，我们中国银行业也曾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问题。中国银行业在1998年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不良资产剥离，并以此为界，将1998年以后发放授信产生的不良称为“新帐不良”，严格统计口径，加强问责。可到了2000年，发现不良授信象韮菜一样割了一茬就又长出一茬。为此，人民银行将2000年以后发放授信产生的不良定义为“新新帐不良”，要求单独统计。到了2005年，第一次剥离后重新产生的“新帐不良”、“新新帐不良”已经极其庞大，甚至超过了第一次剥离时的不良资产规模，影响到了整个中国银行业的生存。为此，政府启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不良资产剥离。前后二次不良资产剥离，总金额达1.5万亿元，这些不良资产经过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打包转让处置，只回收了几千亿元，实际损失近万亿，比四大国有银行自成立起创造的利润之和还要大得多！如果国家汇金公司不及时采取注资救助，按《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充足率规定四大国有银行理论上已经破产。我们光大银行也接受了汇金公司200亿元注资，在08年第一次达到资本充足率8%标准。而广发银行、深发展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目前仍未达标。

我认为，造成中国银行业万亿损失的原因很多，抛开体制转轨和市场变化等因素，就我们银行内部而言，风险管理能力问题是一个重要原因。银行是经营风险的单位，由于风险管理能力不足，观念陈旧、手段单一、技术落后、反应缓慢，形成大量呆坏帐，侵蚀资本金。

痛定思痛，中国银行业针对以往出现的问题，也逐渐摸索出一些切实有效的办法。针对风险管理漏洞多、重视程度不够，银行界提供出全面、全部、全程、全员的现代管理理念。针对以前多方授信的混乱局面，我们采用总行一级法人制、统一授信、审货分离的方法予以有效控制；针对大集团客户化整为零、分头授信的问题，我们采用集团客户整体额度授信，有效控制了集中度风险。针对授信业务“一手清”带来的弊病，开始划分前中后台，实行审批权、放款权、贷后管理权三权分立，相互监督制约。针对总分行体系的分支机构的业务发展冲动问题，以先进的风险管理系统为支撑，逐步上收贷款审批权和实行风险总监派驻制。针对分支行的风险管理能力水平不同及变化，实行差异化的动态分级授权管理和区域化的授信政策导向。针对反应迟缓，我们推出风险关口前移、平行作业、风险预警等措施、、、、

与五年前、十年前相比，中国银行业的风险管理能力已经大大提高。但中国加入WTO以后，金融领域逐步开放，外资或合资银行也陆续进入国内（郑州已经有汇丰银行的经营机构），经营环境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各种风险管理理论和方法都是以前银行和其他银行在一定的特殊条件和特定环境下得到的。随着环境的变化，原来的成功方法我们现在继续使用时却可能失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对中国银行业提出了严峻的考验，银行贷款质量已经开始出现下降苗头。

不良资产是一个滞后指标，它不是当期经营情况的反映，是前期经营情况的最终结果。试问，在二次大规模的不良资产剥离后，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会不会第三次大规模爆发，成为中国银行业的循环生死劫？欧美银行业的倒闭潮会不会象推倒多米诺骨牌一样向中国漫延？我们会不会出现象雷曼兄弟的25000名员工那样互相拥抱、珍重道别的凄凉一幕？这样的问题时刻在拷问着我们员工！

中国近代史雄辩地告诉我们，因循守旧，惯性思维，穿新鞋走老路，或者对西方银行业的舶来品实行拿来主义，不辩好坏，欣欣然地全盘接受，自愿沦为西方金融殖民者的附庸，则新一轮的大规模不良资产爆发也就为期不远了。反之，只有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大胆偿试，勇于创新，兴利除弊，开辟出一条具有中国银行业特色的风险管理之路，就不会重蹈历史覆辙。

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规律和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一样，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只要我们积极想办法，方法总比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