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处“隆隆”的枪声使我们无法集中精力上课,我们彼此交换着目光,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忽然,一个女人破门而入,在老师的耳边嘀咕了几句,然后老师镇静地对我们说课就上到这儿,我们必须一小时后离开。

　　现在,位于克兹道夫的这个小村已是人心惶惶,彼此之间惟一关心的问题就是:“你要走吗?”

　　我和我的那些年龄只有十岁的同学们已经被做出了安排。一辆汽车和两个老师正在等着我们,但是车里容不下我们的父母。

　　我的父亲已经入伍打仗去了,而母亲穆迪则很快地告诉我,她会骑着脚踏车紧跟在我们的汽车后面,围一条红头巾,那样就是她在远处我也能看见。

　　靠烧炭发动的汽车“噗”地一声出发了,我们便加入了撤离的人群。在我们向山上缓缓行驶的过程中,我伸长了脖子向窗外张望,想看看穆迪是不是在跟着我们。当车子到达半山腰的时候,我终于看见了那条红头巾在缓慢地向我们靠近,自那以后我的目光几乎再没有离开过那条红头巾。

　　傍晚,我们到了一个小村子,并在当地的一个小旅店里安顿下来过夜。我们六个女孩子同住一间屋子,睡上下铺的木床。我们太累了,无论在哪儿都睡得着。可是穆迪在哪儿呢?我有好一阵子没看见那条红头巾了,我开始担心起来。

　　第二天我们的汽车继续行驶,可是那条红头巾却没有进入我的视线。不知为什么汽车抛锚了,老师让我们按顺序上了一辆火车,反正上哪儿都无所谓,只要躲开挺进的部队就行。在萨尔兹堡,当警报汽笛响起的时候,我们就立即从车厢里撤出来,蜷缩在废弃的盐矿里,任凭盐水滴在我们身上,一直等到警报解除为止。我们刚刚回到火车上,就又听到低空飞行的飞机和机枪的“咔咔”声,老师大喊:“趴下,趴下!”我们便立即趴在坐椅下面。

　　夜已渐深的时候,我们到了海登斯坦的一个巴伐利亚人的小村庄,同样是一个小旅店,主人领我们进去,我们住进楼上的一间有上下铺和草垫子的大屋子。战争还在继续,我们能看到几公里以外的地方炮弹从天空滑落。

　　战争很快结束了。由于没有父母跟着,女孩子们白天便分别被送到不同的农场,晚上再回到小旅店睡觉。我被送到一个小农场,那儿有牛有猪,有鸡有鸭,甚至还有蜜蜂。好心的主人及其全家对我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白天我尽量使自己忙碌,而夜晚为母亲焦虑的思绪又涌上心头。她在哪儿?是不是还活着?我还会再见到她吗?

　　终于有一天有家长来接他们的女儿,我们便都开始盼着自己的父母也能很快地找到自己。

　　数月过去,每天都要喂那些鸡,食一扔出去,它们就围过来,总是让我发笑,在某种形式上它们替代了我不再拥有的玩具。忽然有一天,正在喂鸡的时候,我看到远处一个人影朝这边走来,分不出是男是女,但是一样东西却紧紧地抓住我的目光,我是不是看到了一件红色的东西?

　　我停止喂鸡,使劲地看,可能吗?那红色变得越来越明显。是的,是妈妈!没错!

　　喂鸡用的碗从我手里滑到地上,鸡吓得四处跑。我放声大叫:“穆迪,穆迪!”这时妈妈也看到了我,便开始用尽全力地朝山上跑。最后,妈妈终于到了我的面前,她头上裹着的依旧是那条红头巾———就像她当初说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