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人类学对许多人类学主题进行了创新研究，如通过象征来表现的政治权威构成、权力合法化、种族主义和族群冲突的文化根据、社会化过程、人（自我）的文化构建、情感的政治性、仪式表演与社会控制形式的关系、范畴知识与认知、艺术表演与审美政治、文化接触与社会变迁等，都在语言人类学中得到新的研究。

　　美国哲学家和指号学家皮尔斯和俄国语言学家雅各布森都把包括语言在内的指号分为征象、对象和释义三部分，超越了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两分法。皮尔斯关于指号“三性”的创见，雅各布森关于语言诗学的创见，都是语言人类学的重要理论根据。

　　人类学领域一直存在对心理和认知的研究意识和取向，只是各家在处理心理、认知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上看法不同，甚至有时大相径庭。埃文思—普里查德认为，要彻底理解人类社会，就要把它作为符号系统来研究。克拉克洪在研究那伐鹤人的时候，先是关注社会制度，随后转向它的象征体系）。象征人类学和认知人类学深受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理论的影响，而雅各布森的音位理论更是对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人类和各种文化形式可以反映他们的心理结构，可以通过转换生成由具体文化的二元对立推导出抽象形式。由于文化材料的结构是无意识的产物，本土人对这种结构的看法并不重要，而由具体的文化材料推演出的无意识结构是普世成立的通则。早期的认知人类学与语言学、生物学有不解之缘，它既用语言学的成分分析法研究亲属称谓，也用生物学的分类方法研究具体社区中的分类体系。后来，认知人类学引进心理学的范畴理论，研究范畴和记忆及推理的关系，进而又涉足人工智能的研究。如果说象征人类学代表了“由外向里”的观点，那么，认知人类学代表了“由里向外”的观点。前者不大注意个体和生理，后者常常忽视社会性。

　　如果说语言研究曾经忽视意义研究的话，那么，现在经过马林诺夫斯基、雅各布森、拉可夫、西尔弗斯坦等人的努力，至少在人类学和社会学中，语言研究和意义研究已是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直指理论和语言行动理论以及命题理论，为语言人类学开拓了无限空间，使

　　它充满活力，主动和其他学科对话，取长补短，发展自己。莫里斯句法—语义—语用三分法，对于语言人类学具有特殊意义，受到人类学中意义研究者和语用研究者的欢迎。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句法、语义和语用之间的传统藩篱在生成语义学和言语行动理论中不复存在：语义是语法结构的基础，对指号的运用产生了指号系统和指号意义，或者说，指号系统和指号意义来自对指号的运用，是后者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