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学费每年要五千元。

　　“我连假钱都没有一张。”爹说。

　　吃饭时,爹不是忘了扒饭,就是忘了咽,眼睛睁得圆鼓鼓的,仿佛老僧入定,傻愣愣地坐着。“魂掉了。”妈心疼地说。

　　“在这边住茅草屋,去那边也住茅草屋算了!”突然,爹说,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和妈商量,但那语气又不像是在和谁商量。

　　说完,扔下筷子,放下碗,径自出去。

　　我知道,爹准备卖掉为自己精心打造多年的寿方。在我们土家族聚居的大深山里,做寿方是和婚嫁一样重要的事情,老人们常满脸严肃地对后生小子们叮嘱:“宁可生时无房,不可死时无方(棺材)。”山寨人一生最大也是最后的希望,便是有一副好寿方。

　　爹的寿方因为木料好,做工好,油漆好,在方圆几十里数第一。听说爹要卖,穷的富的都争着要买。

　　当天下午,一位穷得叮当响的本房叔叔以一千五百元的高价买走了爹的寿方——爹最后的归宿。

　　“不反悔?”叔叔又一次喜滋滋地问。

　　“不反悔。”爹咬着牙说。

　　当我离家上学时,加上叮当作响的十来个硬币和写给别人的两三张欠条,竟有“巨款”四千五百元!另外,三亲六戚这个十元, 那个二十,学费算勉强凑齐了。

　　爹送我,一瘸一瘸的——在悬崖烧炭摔的。

　　四天过后,到了千里之外的南京,报了到。于是,爹厚厚的“鞋垫”变薄了。他脱下鞋,摸出剩钱,挑没人的地方数了三遍,三百二十六元零三分,他全给了我。我老蜷在床上,像只冬眠的动物。生活费还差一大截儿,大学还有四年,我没心思闲逛。

　　八月的南京,三四十度,很“暖和”。爹和我挤在窄窄的单人床上,我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又好像一整夜都没睡着。当我睁开眼睛时,天已大亮,爹早已出去了。

　　中午爹才回来。尽管满头大汗,脸上却没有一点血色。

　　“给,生活费。”推推躺在床上的我,爹递给我一叠百元纸币。

　　我困惑地看着他。

　　“今早在街上遇到一个打工的老乡,问他借的。”

　　爹解释,“给你六百,我留了二百块路费。我现在去买车票,下午回去。”说完,又一瘸一瘸地、笨拙地出去了。

　　他刚走,下铺的同学便问我:“你爸有什么病?我清早在医院里碰见了他。”

　　我明白了:父亲在卖血!

　　下午,我默默地跟在爹后面送他上车。

　　买了车票,他身上仅剩下三十块。

　　列车缓缓启动了。这时爹从上衣袋中摸出一张皱皱巴巴的十块钱,递给站在窗边的我。

　　我不接。爹将眼一瞪:“拿着!”

　　我慌忙伸手去拿。就在我刚捏着钱的一瞬间,列车长吼一声,向前疾驰而去。我只感到手头一松,钱被撕成了两半!一半在我手中,另一半随父亲渐渐远去。望着手中污渍斑斑的半截儿钱,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仅过了半个月,我便收到爹的来信,信中精心包着那半截儿钱,只一句话:“粘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