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他还是个年轻力壮的男人,希望能够在繁华的北京混上几年,攒下一笔钱,而后光鲜亮丽地回老家,盖一所像模像样的房子。终于在一个春天,他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带上我和母亲坐火车来到北京.

　　他在陌生的车站买了张地图,又凭着少得可怜的地理知识,很快在一个名字奇怪的胡同里安顿下来。我和母亲都不知道他具体干些什么,他有时会拿一把小葱回来,有时会带回一个我不知道如何下口的棉花糖,有时还会给母亲捎一小块布,让他攒多了给我缝书包用;晚上,他便去租一辆三轮车,到处转悠着拉克。

　　6岁的我呆在人生地不熟的北京胡同里,憋得难受,便常常闹着要与他一起出车。他起初不同意,但最终答应下来。初春的背景,风很大,也很冷。我瑟缩在车里,披上他的棉大衣,带上破了两个洞的帽子,看路上的行人。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迷迷糊糊地听见他再说话。

　　他说:“儿子,等着吧,过不了多久,老爸就会给你们娘俩买一套楼房,还会买辆轿车,风光的开回老家去。”我在塑料布围起来的车厢里,感觉他的话被风撕碎。

　　那一晚,他骑了几个小时,也没有拉到一个客人。而我在他的“专车”里,冻得大病了一场,将她好不容易攒下的钱全部花光了。

　　我自此指导,他在外面并没有自己吹嘘的那样英勇,而且,那些少回家的零碎东西,也不想是劳动的报酬。

　　有一次,我站在胡同口的马路上,等他回家吃饭。远远地看到他飞快地跑过来,后面还跟着几个男人。他拉着我一起七弯八拐的胡同里冲去,很快将那帮人甩开了。他再一根电线杆下蹲了许久,气平了,惨白的脸转为昔日的黑红,这才笑着将一把五颜六色的糖豆掏出来,朝我晃晃说:“看,这是今天老爸跟他们赛跑迎来的奖品。”

　　我小心翼翼地接过来,塞了一颗到嘴里,笑着说:“爸爸真棒,我要告诉妈妈。”他蹲下身道:“如果你想妈妈保密,我以后还会为你赢来更多糖豆。好不好?”我毫不犹豫地伸出手来,拉住了他粗糙的手指。

　　这个秘密,像是老家山坡上茂密的花草,在我心底,冯长了很长时间,直到夏天来临。

　　那年夏天,热的出奇,他拉我去接上吹风,我舔了舔嘴唇,说想吃雪糕。他为难地说:“等爸爸拉到客人再买。”可是绕城光了一个小时,毫无所惑。我恹恹地在车厢里趴着。他终于将车停在一个偏僻的小道上,怜爱地摸摸我发烫的额头,小声说:“爸爸去买雪糕。”

　　我眼巴巴地等着。却听见不远处有人争吵。我跳下车,连忙飞奔过去。还没走到跟前,便看见他被几个男人拉来扯去。卖雪糕的男人恶狠狠给了他几拳,嚷道:“再看见你偷东西,小心这双手。”

　　他的衣服被人扔到地上,汗水和着泥土,坑脏不堪;而那块雪糕,则安静地躺在他的脚下,不理会这人世的喧嚣,兀自融化着;不知谁家的小狗曾过来,吊起雪糕飞快地跑远了。

　　我鼓起勇气,跑到他的面前,他瞬间变得面无血色。我与他,就在那样的一个夏日傍晚的路灯下,默默对望。没有任何语言能够描述那一刻我们彼此的忧伤和怨恨:他是多么恨我看到了他的难堪;而我,又是多么恨他丢进了一个父亲的尊严。

　　我已经忘了,究竟是谁,在四散的人群里,先扭头离去的。但记住了那条回家的路,记住了那个晚上,他像个坐错了事的孩子,低着头推车,在渐歇的蝉声里,跟我走回家去。

　　此后,我在没有对她心存幻想,即一种伟岸的身影,就这样一个转身,了无踪迹。

　　许多年后,我在北京完成了他的梦想,有了房子和车子,也有了温暖的家庭。在渐长的岁月里,我日益明白他的艰辛和屈辱,明白他深深的无奈。我去他和母亲组的房子,请了他许多次,他始终不肯和我同住。原来,他一直不肯原谅自己,曾经在矮子面前丧失尊严。

　　父亲病重的时候,我握着他那双枯瘦的手,低语道:“爸爸,您在我心中,永远是一位伟大的男人。”他微笑着缓缓流下泪来,永远地闭上了双眼。我伏下头去,抱着他泣不成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