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听父亲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个农人新买了条扁担回家,横着进不了屋,竖着也进不了屋。农人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喀嚓,他把扁担拦腰折断,这回顺利进屋了。

　　起初,不能领会这则故事的寓意。想那门若宽大些,岂不省去很多周折?父亲却说,真正的智慧属于简单而纯朴的人,他们往窄门里去。宽大的门,进出方便,却纵容了人的惰性。窄门里是冷清的,坚持孤独的人并不多;宽门里人气很旺,却千人一面。

　　其实,父亲所说是一种生命态度。一种做人做事的恒心与方法。宽门与窄门,隐含着两种不同的人生哲学。应该说,这则寓言已被父亲注入了全然不同的内涵,同时,也被他重新诠释,引申了一生。

　　在最艰苦的日子里,父亲选择了“窄门”。他是个医生,“文革”前期,被打成“右派”,遣送至一个偏远的农场劳动改造。在那里,一个复旦大学的高才生,变成了一个背着药箱,穿行在田头、村舍、百姓人家的“赤脚医生”。那时,一个年轻,漂亮的上海籍护士出现了,父亲心里亮起一盏灯。自然,这个护士就是我的母亲。

　　父亲的医务室里终年漂浮着药物的气味,那是我童年印象最深的嗅觉。父亲每天为排着队来看病的患者诊治,开药,批假条,遇到病情严重的病人,需拆一块门板,叫上四个壮劳力,抬去十多里外的总场医院就诊。

　　惟有夜深人静之时,人都散了,父亲燃起马灯,捧着厚重的医书,如饥似渴地读起来。即使食不果腹的日子,父亲也没有放弃英语和法语学习。夏天,大花纹蚊虫肆意狂舞,父亲涂一身驱蚊剂,继续读书。冬天,北风伴着雪花,无孔不入地钻进单薄的芦席门,父亲心在书里,浑然不觉。遇上大雨滂沱,屋里也下起了雨,床头、书桌、诊疗台上放满脸盆、脚盆、饭盆,陈年的茅草房顶上,渗下的雨水,像一盆盆浓汁的酱油;父亲就蹲在这些叮当作响的盆碗之间,看书、做笔记。

　　与父亲同往农场的还有一位姓宋的医生,他选择了“宽门”,加入到政治运动的大潮中去,可私下却背不住内心的孤独,去偷农家的鸡鸭,偷食医用酒精醉生梦死。宋医生自叹怀才不遇,叹息自怜中,时光流逝,生命无限苍白……

　　1980年,我父母双双平反,我们一家返城。很快,父亲成了医院远近闻名的外科第一把刀,他出了四本书,都在医学界深受关注。如今,父亲已年过七旬,仍常在国内外医学刊物上发表文章。而那位宋医生却被酒精侵害了大脑,握笔手都发抖,别说手术刀了。

　　不久前,作家余华在谈到他的新作《兄弟》时,说了一段话,竟与父亲不谋而合。他说:我最初构思《兄弟》是一部十万字左右的小说,可叙述统治了写作,篇幅超过了四十万字。写作就这样奇妙,从狭窄开始往往写出宽广,从宽广开始反而写出狭窄。这和人生一模一样,从宽广大路出发的人常常走投无路,从羊肠小道出发的人却能够走到遥远的天边。我想无论是写作还是人生,正确的出发都是走进窄门。不要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那里面的路没有多长。(文/许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