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在《时代周刊》上看到这篇文章的前一刻,我还感到如此的孤独。我曾经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惟一个苦闷、心碎、绝望的母亲,但是现在好了,我可以说出来了,而且可以大声地、毫不遮掩地说:“我就是一个丑陋孩子的母亲。”我的女儿并不是完全不成人形,也不残疾,只是她身上没有任何吸引人的地方。

　　在我怀孕的时候,心中就已经有了一点怀疑。我回忆起自己坐在超声波检测仪的屏幕前,产科大夫兴奋地对我说:“看,这就是那个新生命!”而我却疑惑地问:“我知道,但为什么我觉得像在看探索频道的动物节目?”当我刚刚把她生下来,护士把什么东西放到我的胸上,然后对我轻声说:“看,这就是你的小小奇迹。”我吃力地向下扫了一眼,疑惑地问:“谁定的煎小牛排?”

　　在之后的几年中,有客人来访时,我会把利萨———就是我的女儿———装扮成一段花园里的圆木墩。在她长大之后,我会对客人说她是我家新买的西班牙猎犬,尽管没人相信这个,因为很显然西班牙猎犬更加可爱。

　　转眼间利萨五岁了,我面临一个痛苦的抉择:该把她送到哪去读书呢。让我吃惊的是,我居然在美国找不到一所专门为长得丑的孩子开办的学校,只有一些网络上的远程教育可以选择。我早就不准备把这个祸害留在家里了,所以最后决定把她送到英国去上学,我觉得在那边她可能看起来更普通一些。但我还是放心不下,毕竟总有一天——至少是在假期——她会回家。很快我找到了解决办法,我准备了一个大箱子,把它和利萨一起送去英国。我告诉那位宽厚的女校校长,到假期时把利萨装进这个箱子,让快递公司直接送回家。但每次这个包裹到达的时候,总是让我脆弱的心脏遭受一次打击,因为我总以为这是什么人送给我的礼物。我会透过箱子的缝隙向里面看一下,然后猜它究竟是一个野餐用的精美草编篮子还是一瓶香槟,但随着箱子被打开,我听到了利萨的呼吸声,心情也转瞬降到谷底。

　　我曾经想当一个宽容、慈爱的家长。每次利萨抓挠那只套在她头上的纸袋,我都会温柔地说:“亲爱的,我知道你不喜欢这个头套,但这毕竟是名牌服装店的购物袋。”有时她执意不戴头套外出,我就要想别的办法。我会说:“我们到公园之后,要玩一个非常有趣的游戏,咱们假装我是一个美丽的公主,而你是我的长椅。”当有陌生人盯着我们问:“为什么你坐在那个可怜的孩子身上,只顾自己吃午饭?”我会为利萨辩护说:“她不可怜!”

　　而我们最喜欢的节日其实是复活节。我会扮演成一个美丽的芭蕾舞演员,而利萨会装扮成一只黑色的鹅。我们还喜欢在秋季驾车到野外玩,看叶子由绿变黄。每当经过一棵美丽的枫树时,我就会大声提醒她:“快看!”然后仔细听她在后备箱里兴奋的拍手声。去商场和其他公共场合同样是一个挑战,但后来我为利萨买到了一顶大大的毡帽,这些问题就解决了。其实最可怜的是利萨的姐姐,我的大女儿,漂亮的蕾妮。有这么一个难看的妹妹让她受了不少苦,而且这些年来她一直以为这是一个弟弟。有时,我为了怜悯利萨,会问两个孩子:“妈妈最喜欢谁啊?”两个孩子都兴奋地喊:“是我,是我!”然后我会问利萨:“那妈妈最可怜谁?”

　　除了这些短暂的快乐,母亲们最担心的日子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到来了:那就是孩子们的青春期。我怎样才能让利萨明白,尽管她是一个聪明、活泼的少女,也是妈妈的掌上明珠,但没有男孩子会和她约会,即使是在漆黑的夜晚。但很快,我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在利萨参加她人生第一次正式舞会前,我为她找到了合适的舞伴——鲍勃,一个棕熊一样强壮的男孩子,他在精神病院住了十多年,刚刚康复回家。最开始利萨还有点害羞,不同意我的安排,但我保证以鲍勃的智商,他绝对不会懂得如何伤害一个女孩子,利萨才勉强同意。舞会很成功,我要庆幸在孩子们出发前把垃圾桶里的泔水涂了一点在利萨身上,这才没人骚扰我的孩子。而且没人注意到出发前我塞给鲍勃500块钱,还偷偷地把他灌醉了。

　　上天保佑,利萨健康快乐地活到现在,她已经三十多岁了,还幸福地嫁给了乔治——我们家从前的仆人。现在乔治已经得到了绿卡,他们住在我们的马厩里,乔治身上还有一个从利萨那里移植过来的肾脏。那天,利萨问我:“妈妈,人的内在美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这才是生活的本质吧?”我用手抚摸她的脸,回答道:“当然,我亲爱的。”然后我笑了,因为感谢上天,它是对的——丑陋的孩子总是特别听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