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字韵》，二卷。作者无考。成书於元至元六年（一二六九）至元元贞三年（一二九七）之间。原书巳佚，现仅存元至大元年（一三〇八）朱宗文校订本，藏於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朱本有一九五六年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刊行的《大英博物馆藏旧钞本蒙古字韵二卷》影印本、一九五九年科学出版社刊行的罗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资料匯编］》摹写影印本，以及一九八七年民族出版社刊行的照那图斯、杨耐思《蒙古字韵校本》。

　　十三世纪中叶，蒙古贵族统一中国以后，曾经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文字改革。这次文字改革，首先是元中统元年（一二六〇）由国师八思巴奉皇帝忽必烈之命，仿效藏文的体式而创製八思巴字，又叫“蒙古新字”；然后，至元六年（一二六九）忽必烈把八思巴字作为“国字”颁行於全国，用以取代蒙古族原来使用的回鶻式蒙古文，并且拚写全国境内各民族的语言，以达到“书同文”的目的。一时间，在官方文书、官印、牌符、钱钞、花押、秤权、碑刻上，八思巴字的使用相当普遍，用八思巴字拚写的汉语也随处可见；同时，全国各地又到处设立八思巴字学校，称为“蒙古字学”，大量训练语文人才，开展八思巴字译写汉语的业务。通过一段时间的译写工作，当时就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译写规范，这个译写规范后来用韵书的形式加以确认，就形成了《蒙古字韵》一书。

　　《蒙古字韵》最初出现於何时，已不能确知。现据熊忠的《古今韵会举要》明言依《蒙古字韵》来改定声类或韵类，则《蒙古字韵》的撰写必在八思巴字的颁行（一二六九年）之后，《古今韵会举要》的成书（一二九七年）之前。至於《蒙古字韵》的作者亦已不可考，清《四库全书提要》以为元朱宗文所撰，不确。刘更替朱宗文校订本所作的序云：“今朱伯顏增《蒙古字韵》，正《蒙古韵》误，亦此书之忠臣也。”“朱伯顏”又作“朱巴顏”，为朱宗文的蒙古语别名，刘序只言“增”、“正”，则朱宗文非此书的原作者明矣。

　　《蒙古字韵》的体制与传统的韵书不同，它分汉字为十五个韵部（东、庚、阳、支、鱼、佳、真、寒、先、萧、尤、覃、侵、歌、麻），每一个韵部又分若干韵类，每一个韵类中，又按一定的声母顺序排列小韵；每一个小韵全都换行另起，上面标有八思巴字头，下面列学汉字，两相比照对音，有类於对照字匯，以供当时的人们译写或学习汉字、八思巴字之用。由於八思巴字是一种拚音文字，而汉字是表意文字，因此一个八思巴字头之下，往往会有几个甚至十几个同音汉字与之对音；又由於蒙古语没有声调，八思巴字也不标声调，因此一个八思巴字头之下，又往往会有平上去入四声的汉字与之对音。此书无论是八思巴字头，还是汉字，都没有释义，因此，它实在是一本蒙汉字音对照手册。

　　此书的朱宗文校订本分上、下两卷，内容包括刘更序、朱宗文序、《蒙古字韵》总括变化之图、校正字样、字母、篆字母、韵书正文、迥避字样等，全书收八思巴字八百五十个左右，汉字九千四百五十个左右。其中“《蒙古字韵》总括变化之图”和“校正字样”为朱宗文所增，并非原书所有；原书所收的字数也比校订本少一些。

　　《蒙古字韵》的编纂目的并不是用於吟诗押韵，而是用於识字、正音，因此，它所反映的汉语语音必定是常时的标准读音，是汉语共同语语音；同时，由於此书採用八思巴字这种拚音文字来注音，因此这种元代汉语共同语语音的具体音值也可以考证出来。《蒙古字韵》的价值首先就在於此。另外，元代留传下来的文物，有不少刻有八思巴字的铭文，《蒙古字韵》又可以作为考释、解读这些铭文的重要参考资料。

　　《蒙古字韵》所反映的汉语语音系统，跟其后四五十年出现的另一部著名韵书《中原音韵》十分接近。从韵部看，此书比《中原音韵》的十九部少四部，但这主要是分韵的宽狭问题。从声母看，此书虽然使用三十六字母，但是从卷首的字母表看，知、彻、澄与照、穿、牀相同，因此只有三十三个声母；而这三十三个声母中，全浊声母是否确实存在，也相当可疑，如果去除全浊声母不计，则此书的声母系统亦与《中原音韵》相类。

　　《蒙古字韵》无疑是八思巴字汉语对音资料中最重要的一种，但是现存的朱宗文校订本，乃是清乾隆年间的手抄本。在八思巴字字母的书写方面，字体不正和笔画差误的现象甚多，所録汉字也有不少讹舛，在内容方面，又缺损十五麻的一部分和“迴避字样”的一半，因此在使用时宜加注意。

　　有关《蒙古字韵》的研究著作有李新魁《汉语音韵学》（北京出版社，一九八六年）、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中的有关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