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严复著《严复集》一书的历史文化

　　《严复集》，五册。近代严复著。由王栻主编，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出版。该书收录了严复的生平著述，分诗文卷上、下（第一、二册），书信（第三册），按语（第四册），著译、日记和附录（第五册），爲现今收集、校勘、整理均较完整的版本。

　　严复（一八五四——一九二一），字又陵，又字几道，晚年号瘉壄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一八六七年考入福州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学习英文和驾驶，开始接触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一八七七年被派往英国海军学校留学三年，期间研究西方资産阶级思想文化，受进化论影响颇深。一八七九年归国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初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一八八〇年起先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会办、总办达二十年之久。一八九六年创办天津俄文馆，兼任总办。同年，支持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一九〇五年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一度任校长。后又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一九〇八年任清政府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一九一二年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后改称北京大学校长，兼文科学长，旋即辞去。严复的著作，还可见《侯官严氏丛刊》、《严几道诗文钞》、《严几道先生遗著》和《瘉壄堂诗集》。翻译著作见《严译名著丛刊》（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一年版）。另有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见《学衡》杂志第六至二十期。

　　严复积极鼓吹变法维新，救亡图强。一八九五年，他先后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反对守旧，主张革新。一八九七年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发表许多论文，使之与梁啓超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南北呼应，成爲宣传变法维新思想的两大阵地。一八九八年严复译《天演论》正式出版，他借书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大声疾呼救亡图存，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以后，他又翻译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著作，并加按语，以抒己见，系统介绍西方资産阶级的哲学、政治、经济和教育学説，成爲当时代表新兴民族资産阶级利益，提倡资産阶级思想文化用以挽救中国的资産阶级啓蒙思想家。一九一四年他还翻译出版了卫西琴（A.Westharp）的《中国教育议》。辛亥革命后，严复逐渐落伍，反对共和，主张恢复帝制，列名「筹安会」发起人，鼓吹尊孔读经。生平事迹见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王蘧常《严几道年谱》等。

　　《严复集》体现了作者强烈的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希望通过学习西方，使中国在优胜劣败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爱国主义情怀，所谓「身爲国民，无论在朝在野，生此世运转变之时，必宜人人思所以救此社会，使进于明盛」。这正是作者思考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作者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竭力主张民主，提倡民权。《辟韩》一文揭露中国自秦以来之爲君者，都是尤强梗、最能欺夺者，是窃国大盗，强调民衆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主张通过提高民智以实现民主政治。

　　《严复集》中阐述教育问题较爲集中的有《原强》、《救亡决论》、《论世变之亟》、《西学门径功用》、《论教育与国家之关係》、《论小学教科书亟宜审定》、《实业教育》、《〈蒙养镜〉序》、《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爲当务之急》、《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及《与〈外交报〉主人书》等篇，内容涉及批判中国传统旧教育和科举制度，学习西学，提倡科学以及对于教育目的、内容、教学方法和教科书编写等的探讨，论述范围从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到女子教育、家庭教育等各个方面。

　　严复竭力主张以教育作爲救亡图存，致国家以富强的主要手段。在维新运动期间发表的最重要的一篇政论文《原强》（一八九五）在宣传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学説后，提出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指出中国落后的根源正在于「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如不改变这种局面，按照「物竞天择的进化法则，中国必将爲帝国主义列强所瓜分。要拯救中国不能依靠旧的法制，也不能单靠兴办洋务，关键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所谓「鼓民力」，就是使人民具有强健的体魄，爲此必须革除中国旧有贻害民力之礼俗，尤其是吸食鸦片和女子缠足二事，沿习至深，必须尽早解决，否则变法只是一句空话。「民智者，富强之原。」「开民智」，必须学习西方「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等治学态度和方法，彻底废除只重记诵词章、训诂注疏的八股取士制度。「是故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涂，而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至于「新民德」，就是用资産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取代中国封建的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设议院，选官吏，废除专制政治，强调「此三者，自强之本也」。而练兵筹饷、开矿、通铁道、兴商务等只是治标之策，「有其本则皆立，无其本则终废。」这一主张反映在教育上，就是通过普及教育，对民衆实施德、智、体三方面同时发展的教育。《论教育与国家之关係》等文不仅提出教育之事分三宗，即体育、智育、德育，而且进一步分析了三者间的相互关係。认爲在当时的形势下，智育重于体育，而德育尤重于智育。因爲，不讲卫生积习乃出于无知，而竞争中的胜败，也并不仅以体力获胜，如日俄战争即是，故言非不重体育，而是筹其缓急，「觉无智育，则体育万万不逮事耳！」德育之至关重要，是因爲纵观各国历史，凡国之亡，必其人心先坏，作者尤感于当时中西文化冲突下的社会人心风俗而发。

　　通过比较中西政治、学术、思想文化等异同，强调学西学爲当务之急。该集有多篇文章阐述了这一问题。《论世变之亟》（一八九五年）集中分析了中西方的差异，诸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衆讥评。」尤其「于学术则黜僞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爲公」。「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爲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爲学术政化之极则。」指出「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在《与〈外交报〉主人书》（一九〇二）中，进一步驳斥了当时关于处理中学与西学相互关係上的正统观点「中体西用论」，强调体用一致，认爲「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爲体，以马爲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同时，也驳斥了所谓西政爲本，西艺爲末及主于中学，以西学辅其不足等错误观点，有不少精闢的见解。作者认爲，中国当时最患爲愚、贫、弱。而瘉愚爲最急，从保国存种的大义出发，只要有瘉愚者，不管是中是西，不计是新是故，夷狄禽兽，犹将师之，反之，致吾于愚者，即是祖宗成法，犹将弃之。而作者也并非认爲今日之教育应尽去吾国之旧，以谋西人之新，以爲传统乃百世圣哲所创，历朝变动所淘汰、积累。如果尽去之，则民族的特性就会消亡，应该「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这里，作者一方面反对「中体西用」，另一方面却也反对学习西方的「自由、平等、民权、压力、革命」等「政论」。

　　主张「宜著意科学」，反映了他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想观点。该集在多处着意介绍。如《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爲当务之急》一文，阐述了自然科学知识对人的思想、感情两方面的增益、陶冶作用。指出教育有二大事：开瀹心灵和增广知识，「然教育得法，其开瀹心灵一事，乃即在增广知议之中」。物理科学（但言物理，则兼化学、动植、天文、地质、生理、心理等）正可以不仅陶炼心智，而且增广知识，卫生保种，大进实业，尤其对转变中国几千年传统教育旧习，挽救流弊是一剂良方。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历来学教育者，一语概之，「学古入官已耳」。世人考求而争论者，皆在文字楮素之间，而不知求诸事实，一切皆资于耳食，服膺于古人成训，未尝亲爲观察调查，使自得也，此弊不除，教育改良无望。而治疗之方，一事最宜勤治：物理科学是已。因爲，物理科学注重归纳，强调观察试验，必用本人心思耳目，教授时必用真物器械，使学生自考察而试验，「此科教之、学之得其术，人之尚实心习成矣！其国亦盛矣！」作者还多次论及归纳和演绎这两种科学思维方法，在教学上强调学生自得，主张教师要教会学生学习，使其知所以然。学习上注重读无字之书，从实际经验中获取知识，尤强调试验方法。

　　作者反对仅依赖于翻译求取西学，因爲翻译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常多谬误，不能得其精华，主张「既治西学，自必用西文西语而后得其真」，而后才能了解别人的最新发现。

　　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和对传统教育弊病的揭露是该集有关教育论述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救亡决论》（一八九五）一文，对中国传统的旧学，从思想到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抨击，着重剖析了八股取士的危害性。文章开宗明义指出：「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而变法之先，「莫亟于废八股」。八股之大害有三：「一是锢智慧。二是坏心术。三是滋游手。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最终使天下无人才，使中国弱而亡。痛斥中国传统的考据、书法、词章之学和程朱、陆王的心性之学爲「无用」、「无实」，大声疾呼废八股而学西学，强调「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作者揭露传统教育的弊端是：「自三育言，偏于德育，体智二育皆太少；自物理、美术二方面言，偏于艺事，短于物理；只求增长知识，不求开瀹心灵；思维方法上，演绎多，归纳少，而且因事前无观察，事后于古人成例无印证，演绎所赖公例多疏，以致结果也多漏。」正是这种旧教育，使「人才因之以稀，社会由之以陋」。还在《道学外传》（一八九八）、等文中，对腐儒作了淋灕尽緻的刻画和讥讽。

　　在批判旧教育的同时，作者要求建立完整的学校系统来普及教育、开发民智，培养人才。他拟定了一个教育办法，把学校教育分三段，十六岁以前入小学堂，中学堂吸收十六至二十岁文理通顺、有中学根抵者入学，经四、五年学习后，升入高等学堂，爲豫备科，再三、四年后，即可分治专门之业。学习优异者，还应选送出洋留学。出国前要先打好外国语和科学基础，要严格选拔，优给待遇，励以志向，以造就学有专长的人才。并建议设立师范学堂培养师资。

　　除主张因地制宜大力普及国民教育外，文集对女子教育、家庭教育和实业教育等也均有专文论及。《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一八九八）一文对当时上海经正女学的创办大爲赞赏，认爲「名既爲人，即当学问，不以男女而异也。」谴责封建伦理对中国妇女身心的摧残，提倡女子不仅要进学堂读书，还要出家门閲世。爲使妇女自强，就要禁缠足，立学堂，废媒妁之道，除买妾之例。并把妇女自强视爲「国政至深之根本」。《〈蒙养镜〉序》（一九〇九）论述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认爲一国一种之盛衰强弱，繫之于民，而民性之优劣，少成爲之也，所以教育不能停留于设学堂、置教科、植师范，讲普及，还要重视最根本的家庭教育。《实业教育》则是作者在上海商部高等实业学校的演説词，文章大声呼吁中国今日自救之术，当以实业教育爲最急之务。实业教育有救贫之实功，开国之利源，使人人自食其力，从而民富国强。文中分析了实业教育与以往普通教育的区别：往日之教育笃古、求逸、使学生成分利之人才；而实业教育法今习劳、使学生充生利之民力。培养实业人才，必先破读书求官陋习，并使体智共同发展，不仅仅成一读书人。还要注重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同时强调实业家除要有实事阅历外，还必须接受学堂教育。此外，对小学教科书的编写和审定，旧的记诵教学方法的改进及培养人才宜分治学、治事二途等教育问题亦有所论述。

　　《严复集》体现的教育思想，反映了中国近代学校与科举、西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的矛盾衝突和斗争，对当时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轨産生了较大的影响。

　　主要研究著作有：王栻《严复传》，〔美〕许华茨《严复与西方》，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论严复与严译名著》，中国文化书院《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沉灌群、毛礼鋭《中国教育家评传》等书有关部份。

特别推荐 

　　最近本站推出了藏文翻译器，欢迎大家使用和提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