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什么名字？是哪儿的人？”辛凤鸣插嘴问了一句。“他叫苟润田，是铁路西南苟庄人。原先在满城干，因为坏得流了油，保满支队净指名点姓地找他。他觉得实在不能呆了，才花了个钱，在清苑弄了个警长的缺。乍来到大冉村，还和联络员们点头哈腰，说些天官赐福的话。狼到底是狼，日子一长，就显了原形。你们知道，大冉村南头，有个长年流水的金线河，鬼子为了过汽车方便，大大前年抓人修张保公路，也就修了座木头桥，起个名叫“惠民”桥。实际上是座毁民桥。桥两头各蹲个大炮楼。警备队在桥南，鬼子、黑狗在桥北。分两头占着。这座毁民桥，可成了哈叭狗吐金冒银的聚宝盆。
　　他在一撮毛跟前一嘀咕，关卡设上了，“修桥补路”捐也就敛起来。有钱要钱；没有钱留东西，除了拾大粪的，真是见什么要什么。连卖菜的上冉村赶集去，也得留下两捆作抵押。人们给他起个名，叫雁过拔翎的能手。就是荞麦皮，他也要挤四两油。这东西还净办些笑里藏刀的缺德事。他跟谁都是嘻嘻哈哈像个喜神，哪知脚底下净使扫膛腿。去年，连雨天，摸摸哪里，都是潮的，谁家做饭也没有烧的。乡里乡亲的一撺掇，套上三辆大车，上城里去拉煤。一去，?上几个钱，过去了；等回来，正好碰上哈叭狗在桥头上，事也就跟着来了。
　　他跟日本人一捅鼓，连人带车都给扣了起来。晚上，一撮毛亲自审问，非说拉的煤是给八路军修械所送的。不承认就动刑过热堂。六个人，个个打得皮开肉绽。你们说，这不是飞来的横祸？村里明知是他冒的坏，还得花钱送礼，托他这个人情。有罪无罪，是他一句话；关起来，放出去，单凭他的舌头一鼓蠕。他打了你，骂了你，吃了你，花了你，还要向你卖弄：‘不是我姓苟的出名打硬保，这几个人都得送进宪兵队，那……死不了也得脱层皮。’他就是那么坏。”“这个坏劲，能跟刘魁胜、侯扒皮拜盟兄把弟。”贾正听到哈叭狗办的坏事，也就联想到另外的两个坏人。
　　“对，对。这仨人是黄杏熬北瓜，一色货。用不到同志你说，老百姓早把他仨拴到一堆啦。我刚才念叨的，只不过粮食堆里的一个谷子粒；要查起来，我这里就记上了半本。”李洛玉一边说着，就将右手伸进怀里摸。一个油布裹的、比巴掌大点的包包，从怀里掏出来。他慢慢地打开包裹的油纸，里面是个三寸多长、二寸多宽，毛边纸订的小本本。他平平地放在桌上：“事忙先写帐，谁有笔？借我用下，把今天哈叭狗、一撮毛的帐记上。”
　　魏强忙将去冬护送男女干部过铁路时，在石庄村北捡的那支钢笔从衣袋里拿出来，拧开，递给他。
　　钢笔是桔黄色；笔帽上，缠绕两道耀眼的金箍；镀金的笔卡子，在正面镂有几个外国字码；黄澄澄的大笔尖上，有米粒大的一块白金。从外形上就能看出这是支好水笔。
　　洛玉接过笔来，端详端详，反用正使地在本子皮上画了两画，又挪到眼前仔细瞅瞅，才说：“哎，怎么这笔好面熟？”“你认识这支笔？”魏强听洛玉一说，忙打问。他为这笔找主人发了好长时间的愁。
　　“早先，俺们县的敌工部长黄占立也有这么一支笔，我常借着使。你这支笔的里里外外，笔尖、笔杆，都跟黄部长的一模一样。”
　　“他，‘五一’扫荡以后过路啦？”
　　“没有，他一直在这边坚持；不过，去年秋后，他在黄庄让松田、刘魁胜带着清乡队给包围住，牺牲了。你们不知道，那真是好样的。”洛玉说到黄部长的牺牲，语气很沉重。“我以为这支笔找到主人啦，结果闹个假欢喜。这支笔是去年腊月护送干部过路时拾的，不过，地点是在铁路西。”“别说钢笔，就连人也还有一样长相的哪。”刘文彬搭上了一句。
　　李洛玉把小本子翻开，页页都写了密麻麻的字。“过年啦，得给他重立新帐。”在一页白纸上，他写了：民国三十二年，接着又写上：1943年五个字。中指沾下唾沫，跟着一按纸张，就把刚写上字的那页掀过去。他手在写，嘴里在叨咕：“今天是二月初十，阳历是三月……阳历是多?？刘同志。”
　　“今天是三月十三号。”刘文彬顺嘴告诉给他。
　　“十三号。打死王恒家母鸡三只，伤一只，都提走；打死周拴柱鸽子两只；吸三塔烟一盒，喝茶叶水一壶，摔了一个茶碗；还调戏外村的……”
　　好打听事的辛凤鸣，瞅着李洛玉一笔一画的记，挺好奇，凑到跟前去看。字写得虽说歪歪拉拉，倒挺清楚。等他写完，就问：“你记这个干什么？”
　　“嘿――干什么？你觉得他们吃了老百姓，喝了老百姓，糟了老百姓，拍打拍打屁股一步就算完啦？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有一天，咱还跟他们算总帐呢！”李洛玉说得那么轻松愉快，好像算总帐的日子就在眼眉前。
　　“要这么记，从鬼子到中国快六年啦，那些罪恶还能记得过来？”
　　“没有个记不过来的事。全中国四万万人，一个人两眼两耳朵，你记，他也记，大家一起记，想要赖帐也不行。我记的这叫人头帐。谁办的坏事，出的坏点子，就写在谁的名下。另外，俺们还有一笔总帐，像哪个炮楼要去十石小麦，三百斤白面，肥猪六口；哪个据点，修炮楼要去几千块砖、几百斤灰、多少木料；是谁家的，谁家又出了多少……都在那本总帐上记个一清二楚。不光村里记，出砖、出木料的人家自己也记。不用说远处，河套哥家就有，其实，家家都有，村村都记，到时候一对就行了。”
　　“大伯，你家有帐啊？”
　　“有。你等我给你拿去。”河套大伯说完，扭头就走。“你们记那砖、瓦的干什么？”
　　“哎呦，难道日头老在正南？难道鬼子老在上风头？难道他们修上炮楼、据点，就像安家立业似地住上一辈子？那不是癞蛤蟆要吃天鹅肉，心高妄想？他们心里是那么打算的，就是在咱八路军手里通不过。你们回到家乡干什么来啦？老百姓天天盼望你们回来，又是为的什么？就是为的叫他们早点吹灯拔蜡。有朝一日咱们翻过手来，炮楼端了，据点拿了，把他们五花大绑地逮住了，炮楼、据点的砖、瓦、木料……一切还都是咱的，物归原主，谁家的还归谁家。预先记下，省得将来费事。你说呢？”
　　“好！好！我明白啦！老百姓就是看得远，想得周到。”辛凤鸣对这种作法，是五体投地的佩服。
　　魏强听了李洛玉的这一番话，也深受感动。他想：群众虽然在苦难中过活，抗战必胜的信念确实都在心里扎下了根。有党的领导，有胜利信心十足的群众支持，环境即使再残酷，也能坚持下去，搞出个名堂来。他越想越高兴，不由得笑了。“你看，这就是我那本帐。”弄得袄袖子、胸前、膝盖上都是土的河套大伯，兴冲冲地走进来，像显宝似地把一个纸卷撂在桌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