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篇》，二十四篇，分上下两部份。近代张之洞著。成于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有多种刻本，如两湖书院刊本、中江书院刻本等。一九〇〇年在美国纽约出版英文本，易名爲《中国唯一的希望》（China，s Only Hope）。后又由在华耶稣会传教士译成法文出版。收入《张文襄公全集》。

　　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交河县）人。清同治二年（一八六三）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早年以攻讦时政，成爲「清流」派的重要代表。一八六七年后历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学政和国子监司业。一八八二年升任山西巡抚，一八八四年任两广总督，一八八九年调任湖广总督，后又署两江总督。一九〇七年被清政府任命爲协办大学士，后又爲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兼掌管学部事务。他注重旧学，主张学习中国的圣经贤传和纲常名教；又提倡学习西学，讲求洋务。曾设立各类学堂多所，如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方言学堂等各类实业学堂、初、中、高各级普通学堂及师范学堂等。并主张派人出国考察和留学。一九〇三年，与张百熙、荣庆奏请递减科举。一九〇四年，又与他们一起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颁佈实行的学制系统，即《奏定学堂章程》」。一九〇五年，与袁世凯等联名奏请立停科举，后奉谕旨自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丙午科）起所有乡会试、科岁考一律停止。他的主张和活动对清末教育有很大的影响。「中学爲体，西学爲用」是张之洞教育思想的核心，主要体现在所撰《劝学篇》中。著作尚有《輶轩语》、《书目答问》等。生平事迹见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等。

　　《劝学篇》是张之洞的代表作，主要爲反对维新变法理论而作，正如他本人所追述的：「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説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一八九八年七月，翰林院侍讲黄绍箕将《劝学篇》进呈，光绪帝「详加披览」，以爲「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当即命令军机处将所备副本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使得广爲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厄言。又谕总理衙门排印三百部。于是，该书「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

　　《劝学篇》由序、内篇九、外篇十五组成，约四万馀字。序言部份论述了作者著此书的主旨及全书纲要。所谓「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其「正人心」，是反对杂出其説以荡衆心的「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乃是针对维新派而言；其「开风气」，是指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和纲常名教的前提下，实行一些改革。二十四篇之义，可概括爲五知：一、知耻，耻不如别人；二、知惧，惧亡国；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爲要，西艺非要，西政爲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中心是全面阐发「中学爲体，西学爲用」的思想。

　　内篇的篇目和主要内容：

　　同心第一。云：「吾闻欲救今日之世变者，其説有三：一曰保国家，一曰保圣教，一曰保华种。夫三事一贯而已矣。保国保教保种合爲一心是谓同心。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种何以存，有智则存，智者教之谓也。教何以行，有力则行，力者兵之谓也。故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盛则种不尊。」「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爲第一义。」「士农工商均须各尽其责，君臣同心，四民同力，才能保国平安，而圣教、华种亦存矣。」

　　教忠第二。从薄赋、宽民、救灾、惠工、恤商、减贡、戒侈、恤军、行权、慎刑、覆远、戢兵、重士、修法、劝忠等十五个方面，赞颂了清朝国政之宽仁忠厚。指出值此时事艰难之际，士民都应各抒忠爱，人人与国爲体，拒斥一切足以啓犯上作乱的邪説暴行。

　　明纲第三。鼓吹「君爲臣纲，父爲子纲，夫爲妻纲」是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圣人所以爲圣人，中国所以爲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説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説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説不可行也」。

　　知类第四。中国爲古来最尊、最大、最治之国，然近五十年来，「屡鉴不悛，守其傲惰，安其偷苟，情见势绌，而外侮亟矣。」呼吁海内之士感慨发愤，竭智尽忠，以保种也。

　　宗经第五。认爲，如要通知学术流别，增益才智，未尝不可兼读诸子，但当以经义权衡而节取之。因爲「九流之精，皆圣学之所有也，九流之病，皆圣学之所黜也。」尤其指谪老子之学，「开后世君臣苟要误国之风，致陋儒空疏废学之弊，啓猾吏巧士挟诈营私、輭媚无耻之习，其害亦爲最钜。」总之，诸经之义，有迂曲难通、纷歧莫定者，当以论语孟子折衷之。

　　正权第六。集中攻击了民权论。曰「民权之説，无一益而有百害」。「使民权之説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经纲不行，大乱四起。」

　　循序第七。「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抵，端其识趣，则强者爲乱首，弱者爲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因此，「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议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总之，「西学必先由中学」，否则，「虽有博物多能之士，国家亦安得而用之哉。」

　　守约第八。指出「今欲存中学，必自守约始。」遂举中学各门守约之法如下：经学通大义；史学考治乱典制；诸子知取舍；理学看学案；词章读有实事者；政治书读近今者；地理考今日有用者；算学各随所习之事学之；小学但通大旨大例。

　　去毒第九。洋烟之害犹甚于洪水猛兽，「废人才，弱兵气，耗财力。」吸烟之缘由，终乃不学之故也。故曰「兴学者戒烟之药也。」

　　外篇的篇目和主要内容：

　　益智第一。「自强生于力，力生于智，智生于学。」中西方强弱的转换正赖于此。「故智以救亡，学以益智，士以导农工商兵。士不智，农工商兵不得而智也，政治之学不讲，工艺文学不得而行也。大抵国之智者，势虽弱，乱不能灭其国民之智者，国虽危，人不能残其种。」指出求智之法一要「去妄」，二要「去苟」。并竭力爲封建统治者的愚民政策辩护。

　　游学第二。「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游学之益，幼重不如通人，庶僚不如亲贵。」作者举中外古今之例，论证了游学对救亡图存的重要性。接着从地理位置、经费、语言、国情、传统习俗等方面，具体论述了「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在指出以往派游学所存弊端后，强调不能「因噎废食。」

　　设学第三。强调要广设学堂，以立人才之基。提出以书院、佛道寺观改爲学堂，鼓励绅富捐资办学等建议。阐述了学堂之法有六要：一曰新旧兼学。「旧学爲体，新学爲用，不使偏废。」一曰政艺兼学。「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一曰宜教少年。一曰不课时文。一曰不令争利。破除以往有的学生专爲膏火奖赏而来的积习，并严格考核。一曰师不苛求。

　　学制第四。介绍了西方设立各级各类学校以培养国家所需人才的做法。尤关注外国筹措教育经费的办法。提出要「择善而从」。

　　广译第五。从聘请洋教习之弊，论到学西文、译西书之重要。指出「知外不知中，谓之失心；知中不知外，谓之聋瞽。夫不通西语，不识西文，不译西书，人胜我而不信，人谋我而不闻，人规我而不纳，人吞我而不知，人残我而不见，非聋瞽而何哉！」因此，要多设译书局，广译西国有用之书。并认爲「从洋师不如通洋文，译西书不如译东书。」

　　阅报第六。「报之益于人国者，博闻次也，知病上也。」使「知内弊而速去，知外患而豫防也。」

　　变法第七。逐一驳斥反对变法的言论。指出：「夫不可变者，伦经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强调在固守道本前提下，必须变法。

　　变科举第八。痛斥科举之害。疾呼：「故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主张对科举之制「宜存其大体而斟酌修改之」，并详细论述了变通的办法。

　　农工商学第九。指出：「不讲农工商之学，则中国地虽广、民虽衆，终无解于土满人满之讥矣。」劝农之要在于讲化学；工学之要在于教工师；商学之要在于通工艺，要设立农务学堂、工艺学堂等。农工商三事互相表里，互相鈎贯，农瘠则病工，工钝则病商，工商聋瞽则病农，三者交病不可爲国矣。因此，农工商学，非士绅讲之，官吏劝之不可。

　　兵学第十。「今日朝野皆知练兵爲第一大事，然不教之于学堂，技艺不能精也，不学之于外洋，艺虽精习不化也。」强调应学习西方的兵制教法。

　　矿学第十一。先讲实学，缓求速效，以矿学兴地利也。

　　铁路第十二。铁路者，气脉也，开士农工商兵五学之门。省日力，开风气，爲国家富强之源。

　　会通第十三。斥责了三类不知会通新旧、中西学之人。一、恶西法者。凡六经古史无明文者，不察其是非损益而概摒之，是爲自塞。此弊使人固蔽傲慢，自陷危亡。一、略知西法者。概取经典所言而附会之，以爲此皆中学所已有，是爲自欺。此弊使人空言争胜，不求实事。一、溺于西法者。取中西之学杂糅之，以爲中西无别，是爲自扰。此弊使人眩惑狂易，丧其所守。解弊之法在于：「中学爲内学，西学爲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

　　非弭兵第十四。认爲处于当时强敌环伺的国际环境，不可奢言弭兵。只有依靠自身的力量，国富兵强，主权在我，才能有太平，否则只是速亡而已。犹如公法，「权力相等，则有公法，强弱不侔，法于何有。」

　　非攻教第十五。认爲发扬光大儒学圣教，「要在修政不在争教。」有志之士如能砥励学问，激发忠义，致国势日强，儒效日章，洋教何能爲害。而徒诟厉以求胜，则非但无益且有害。

　　《劝学篇》撰成刊行于一八九八年春夏之交，正是维新派託古改制、推行变法的高潮期，其极力鼓吹兴民权、开议院等西政、西用之説，猛烈冲击着中体的最后防綫。张之洞在书中对「中体西用」这一时代流行语从理论上给予更加严密的诠释和界定，试图以此在顽固派和维新派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而中心主旨正如张的幕僚辜鸿铭所言，「絶康、梁并谢天下耳。」无怪乎顽固派官僚叶昌炽吹捧其爲「拯乱之良药」。并被收入《翼教丛编》。维新派人士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其论则非，不特无益于时，然且大累于世。」（何啓、胡礼垣《劝学篇书后》）梁啓超力诋其，「不三十年将化爲灰烬，爲尘埃野马，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总之，《劝学篇》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教育均産生了理论和实际上的重大影响。

　　主要研究著作有：冯天瑜《张之洞评传》，冯天瑜、何晓明《张之洞评传》，张秉铎《张之洞评传》，沉灌群、毛礼鋭《中国教育家评传》，毛礼鋭、沉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等书的有关章节。